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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第42期
更新时间:2004/5/12  作者:松江一中   阅读:9198次  


初中时代的艺术老师——王宪伦先生

张源潜(1936级,初)

几次想写些回忆王宪伦先生的文字,只因自己缺少音乐细胞,当年得不到王先生的关爱,没什么可说的。我只记得王先生教过一些李叔同配词的成曲,有一首叫《横渡太平洋》,是三拍子的,歌词的开头是这样的:“今日里别故乡,横渡这太平洋,肩膀上责任重,手掌里事业长……”,下面的句式(或曲调)稍有变化,可惜记不起来了。至于王先生组织的国乐队,初一时听他们演奏过一首佛曲,叫《目莲救母》,歌词有:“昔日有个目莲僧,救母来到地狱门,南无……”演出时香烟袅袅,磬声叮铛,很有一些神秘气氛,印象比较深。

王先生是苏州人,脸上有些白色的痘痕,学生由此起了个绰号,叫“王mo”。这是很不雅的,只在背后提起他时说说。(那时学生常常给老师起绰号,带点亲昵的意味,并无恶意。)他大概是艺专毕业的,除了教我们音乐,还教“劳作”,这门课相当于小学里的“手工”。中学生毕竟年长些,不再是折些纸人纸马,着重培养劳动观点与技能,所以要有意义得多。

劳作和音乐一样,也是贯串整个初中阶段。那时在省松中或省职中读过书的,没有人不认得王先生的。他教我们完成的作业,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最早是做一块画图板。他发给每人一块厚厚的黄板纸(当时叫“马粪纸”),四开报纸大小,要我们加工,打磨边缘,四个角也磨成弧形,磨得很光洁。还要大家在纸板上绘些装饰性的图象。学生就各显神通了。我记得自己画了一幅木兰从军图,尽管很蹩脚,但自己颇欣赏。再有,就是用马粪纸做坦克或兵舰的模型了。原材料也是教师发的,外加一张油印的图纸,上面有各种线条,复印在硬板纸上,照着剪下;虚线用小刀子划一下,不能划断,才可把纸折转。几块纸板拼接,粘牢就成功了。坦克的轮子大概也是纸做的,履带则用包电灯泡用的有凹凸纹的那种纸剪贴。最后涂上灰漆,就很像真的了。做兵舰时还发些小木块,以便把舰身固定住,别的做法同坦克差不多。

王先生教的劳作,既有工艺性,又有实用性。初二时教的木工就体现得很突出。他教我们做过帽夹(二尺见方的两块木板安上铰链,一块中间挖个圆洞,以便把童子军的宽边帽夹起来),写生凳(三根木棍用螺丝钉铰牢,钉上三角形帆布面子,即成一只三脚小凳),放在书桌上的小书架,挂毛巾用的壁挂,等等,原材料都配好的,学生拿来打磨加工,装配、油漆,也是一种锻炼。

初三时做蜡工,就是用石蜡熔进颜料,浇成各种水果。首先要做好各种水果的模型,办法是先拿个水果(苹果、桔子之类)实物,在外皮上均匀地糊上一层一层的棉纸或别的土纸,等它干硬后,切开,把果肉挖出,把纸壳拼拢,然后将带色的蜡液浇上去,冷却即成。颜色配得好,做出的蜡果几可乱真,在展览会上最易博得观众的赞赏。

最后一学期的石膏制品该是最高级的工艺品了。先把现成的石膏制品涂上肥皂液,浇上石膏浆,待凝固后翻出,就是模具了。翻浮雕(如圣母壁挂)的模具比较简单,立体的石膏人像就比较麻烦,要由两爿合成,技术要求也高得多。只有老师示范做给我们看看。我们非常佩服王先生,他的心多么细而那双手又是多么灵巧啊!

王先生住在传达室旁边的平房里,大概是单身宿舍吧,相邻的是体育教师赵汝功先生,他们两人也比较接近。我自毕业(1936)离开松江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们。解放后听说赵先生在苏南一个中学任教,但没有人再提起王先生。现在该有九十多岁了吧,愿他长寿。


符淙斌光荣当选中科院院士

校友符淙斌,中国著名气候学家,今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是我校54届毕业生(甲班),从小聪明伶俐,思维活跃,一直是班里年级里的小尖子,因为他个子较小,同学与老师都把他看作是“可爱的小弟弟”。

我们为我校继张永莲校友之后,又一位校友当选中科院院士而感到骄傲,自豪和振奋!

(谢源)


谈徐义亨的《难以缄默》

53届(初中) 李福天

第40期《校友》刊载了徐义亨校友的《难以缄默》,颇为意外,因为这毕竟是发生在我曾就读的高中——现杭州高级中学的一件事。然而细细想来,也不足为奇,为当年老师的沉冤奔波平反昭雪,这是师恩难忘之情,也是为促进我国的法制建设尽一名公民的责任。这显然是与在松一中的三年初中奠定了人生道路上第一块坚实的基石分不开的。现在可以告慰大家的是原杭高老师刘舜华的冤案,终于在2003年5月26日由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原判决,宣告无罪!这虽是迟到了的判决,仍给予人们以慰藉。8月11日《钱江晚报》还以整版的幅面发表了浙江日报记者顾金生为此写的报导《“半世纪沉冤”的猝发和终结》。

刘舜华老师任教我高二的语文,深受学生的爱戴,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文学青年。只因给胡风写过两封信,1955年7月受所谓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牵连被捕。九十年代同学相聚常忆及老师,同学们开始寻找刘老师的下落。1996年我终于打听到他已于1962年屈死劳改农场终未平反,痛心不已,写了《迟到的哀思》刊于校报。同学们感到仅仅停留在悼念是不够的,应查清案情申请复审。于是就开始了艰难的历程!在给当年逮捕和审判的部门去信查讯无回音一筹莫展时,得到了母校杭高的支持和参与。几经曲折终于查明了在刘老师遭捕后的一年多就已清楚他与胡风案无关的事实,但当时正处于1957年“左”的时期,由于是出身地主,就去其家乡挖掘新的罪行!这就“揭发”出1948年土改后还只是个高中生的刘老师有“持枪反攻倒算”的罪行。我们产生了疑问:既有如此严重的罪行,当年为何不追究?!一分析当年的所谓罪行,竟都是欲加之罪而已!另一条罪状更荒唐:1953年为赡养无劳动力的母亲,经两地政府批准将其母户口迁至杭州,也成了“反革命”行为!当年判决关押已超过了判决的二年管制期,只因他不认罪一再申诉终未获释放。不愿扭曲自己灵魂,坚守着自己的清白,维护着做人的尊严,不顾会因此毁掉前程,在政治风暴中昂然挺立,痛苦地坚持把握自己的人生走向,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的高风亮节和人格力量是何等的难能可贵,可敬可佩!然而,当年的判决书中只字不提胡风案的牵连,只剩下了反革命案犯的记录!这使我们欲申请立案复查变得尤为困难,其间的种种遭遇在此不想再叙。时代毕竟在前进,也应了得道多助这句话,我们得到了也是杭高校友却素昧平生的著名作家张抗抗的声援,她的《难以缄默》一文为浙江省政协的《联谊报》、《中国检察日报》、《随笔》杂志、《温州读书报》、等争相刊载,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联谊报》还作了追踪报导,发表了《冤魂待超度》、《再谈刘舜华》、《如果……》和我的文章《魂牵梦萦寻师踪》以及后来为促进复查而写的《旧案复查应争朝夕》。杭高正式向杭州的法院递交了申诉立案复查报告,我和几位同学也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申诉书。其间还得到素不相识的老报人张正怀先生、《中国检察日报》编辑刘建新、《联谊报》编辑赵健雄、顾金生和何国婷等的帮助。杭高的各届校友也纷纷声援。然而有关部门以忙于大案要案无法顾及旧案为由,迟迟没有行动。为了推动此案复查,杭高校长在市党代会上呼吁,张抗抗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对此作了提案……经过几年的努力,这近半世纪的沉冤终于得到昭雪!

之所以作上述的简叙,想说明刘老师案的解决,首先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时代的前进,也是母校杭高、社会人士、媒体以及我和同学们共同努力的结果。一些文章中对我的过分突出是并不恰当的。

前不久媒体报导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承诺:各级人民法院要限时回复群众申诉来信来访,对申诉和申请再审案件要依法及时审查,符合立案条件的及时立案。这足以表明我国的法制正日趋完善,我国的法治有着灿烂的未来。我也为在刘老师案平反作的努力感到欣慰,正如作家李辉为胡风所写的《风雨中的雕像》一书的题词:“为了一个不应忘却的年代/为了永远从历史的恶梦中醒来……”


从“友宽图书馆”想起的往事

陈家煜(1936级、高)

省立松江中学有个图书馆,就在操场的南面,门口朝北的几间平房。它是纪念一位英年早逝的优秀学生(金友宽)而命名的,这在石碑上说得很清楚,可惜同学们都不大注意,也就说不出来了。图书馆里的藏书不算少,一部“万有文库”在当时已够中学生阅读的了。何况还有新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类的丛书和30年代的文艺新作,如老舍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等等。我在新出的《小说月报》上,读到施蛰存的《石秀》,他把《水浒》故事重新组合,赋以新意,用新的手法(意识流)写来,非常奇妙。我也从20年代《语丝》中约略了解五四时期文坛概况。我想图书馆里一定还有不少珍贵的书籍,只是我不知道。我借到过一册《英国文学史》,粗略知道一些英国的文学作品,由此对英国诗发生了兴趣,尝试着翻译过一些济慈的诗。我也借到过一些介绍希腊神话的书,据此写过一篇希腊神话“提要”,刊登在自己编的《文学周刊》(附在松江本地三日刊《松江民众》)上。拙作受到施蛰存先生〈其时他已来松中任教〉的关注,他就送我一册英文本的希腊神话,希望提高我对这一经典文学作品的认识,可惜我英文阅读能力太差,没有充分利用,辜负了他的好意。当时图书馆的管理员朱王杰先生非常爱惜书,又写得一手好仿宋体,他把每本书都用蓝色粉画纸包装过,用仿宋体在封面和书脊上写出书名,上架后看去整齐美观。我之所以对文学发生兴趣,编过几年《文学周刊》,都是受图书馆的启发与熏陶。学校改为应化科(1934)以后,数理化课程分量渐重,功课也紧,没有闲情逸致去搞文学,兴趣也逐渐消失了。几十年后,仍未与文学绝缘,仅止于浏览而已。

陈敬之先生的《松江友宽图书馆记》碑上署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一日”,证实了它是1932年建造的。在馆名前加上“松江”二字是由于金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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