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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捕捉远逝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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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9/12/9 作者：本站原创 57届高中徐义亨 阅读：2433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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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刹原本那耐人寻味的钟声，宁寂中清越悠远声响的意境，如今变得那样喧闹，又那样浮躁。撞钟似乎已成为旅游业一种时尚的牟利手段，一种以求取浅层次感官满足的消遣。我于是思绪起另外一种已经远逝但在记忆中永不泯灭的校园钟声。在电铃还未普及、计时工具又被视为一种高消费的五十年代初期，在我中学母校的一隅，悬挂着一个不大不小的铜钟。敲钟人是一位老者，老人凭借着一个现时已很少见的马蹄闹钟，不管赤日炎炎或风吹雨淋，来回于传达室和钟楼间，为全校学生把握着一天的时序，又以不同的节奏频率告知着行将进行的作息内容。每个学生都有和这个钟声相联系的梦和记忆，尽管它因人而异，而且也并非一味的幸福欢愉，但是一个激情而有些虚幻和夸张抱负的少年人，就在这钟声下的校园里开始了实在的人生。
如今远离了匆匆六个寒暑的中学生活，也远离了那校园的钟声。然而那些片段和印象，时间非但不能把它消磨，它反倒能将时间消磨过去。在师长们那些各具风采又富有个性的教学下的学业长进，那些充满友爱精神的班级集体，以及在和平年代里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所带来的总体氛围，给往日的校园增添了一层光环。师生同学间情意的清醇，知识的传授和切磋，轻松的远足郊游，乃至紧张异常的考试，都因为它不曾虚度而留下充实美丽的记忆。
母校的校园不算小，从生活区一院的小通堂到教学区二院的红楼足有十来分钟步行的路程。母校的校园也很美，一院南临清初的古园寺“醉白池”，二院的西北角曾有未名的假山曲径，西南面又有古刹“一览楼”，它是我等少年学子刚进校时常去的地方。在一院有座可围坐千人的礼堂，在二院有一个四百米标准跑道的运动场。这礼堂，这运动场，在当时的古城里都是唯一的，因而它们也就成为小城的共享设施。同样，古城的一块稀世珍宝，我国唯一保存完整的“急就章碑”也就立在校园里了。这“急就章”“改变了隶书拘谨的笔法，为隶书演变为正楷起了桥梁作用，在书法发展史上曾留下光辉的一页”。和钟声相伴，它同样也给母校增添了一道风光。
我们同样拥有一座精神充实的校园。“它不是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凡在这里读过书的人，都能把握到这种无形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存在。记得解放初一次校际篮球比赛，执行裁判是母校的大管家总务主任周芝瑞先生。比赛中间上场的一方队长要求暂停，连呼多声 “referee time out”，周老师知其意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直至那位队长改说中国话为止，因为这是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国人间的友谊赛。这里也有着抗争习惯思维束缚的微光和个性。那些受人尊敬的师长，在知识、人品上足称为母校的精粹，他们对学生的影响早已超出书外。在我们学习世界史时，正是唯苏联为瞻仰，崇拜斯大林的年代。锋芒毕露的教导主任杨延祚老师在讲述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的原因时，将教科书上强调的 “斯大林的英明领导”改成为“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的英明领导”，这是我第一次知悉“个人崇拜”，而且是在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之前。两位老师的风范无疑是激起民族自尊和独立思考的一种无形的钟声。
能成为母校的学生是幸运的。学生进来不易，走之亦不易。母校老师对学生素来是爱护有加，常使学生在征途上回首往事时多一份温馨，多一份信心。刚进校过寄宿生活时，我等还是一批十一二岁的少年学子，班主任保励吾老师连中午午睡和晚上洗脚都要管到。九四年校庆我再见到已八十高龄的她老人家时，自嘲当年是个贪玩顽皮的学生，老师当然记不住那么多弟子的旧事，却笑说：“凡是顽皮的学生都很聪明。”同学马云明五七年拿到哈工大的录取通知书因家贫正愁没有盘缠时，班主任张厚正先生已为他申请了一笔费用寄去，一片护犊之情溢于言表。事过四十二年后的校庆聚会，我们一起深情地追忆着这些往事。现今，我等也将要离开事业的舞台。透过大半人生，穿越繁纷世界，这些无须赶时辰的东西，于灯下茶前或幽径低回处，总是那样令人流连品味。于是我耳边仿佛又响起了上课的钟声，走进当年的红楼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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