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其老师是我在母校时的第一位班主任，他虽比我大不了几岁，但老练持重，处处为人师表。他任我们班主任期间，几乎和我们形影不离。在课堂上，他给我们上物理课，讲《矛盾论》；田径场上，他同我们一起跑步，切磋体操要领；在学生宿舍里，他又经常和我们一起聊天。学校有什么大的活动，我们班总是率先带头：他领着我们一道上天马山垦荒；领着我们肩扛铁铲，步行十几里外，到农村河湾灭钉螺；火红的年代里，他又领着我们勤工俭学……这些往事，虽已相隔30年了，但回忆起来，展现在脑中的画图，竟是那样的清晰，好似发生在昨天。

      杨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了，然而，使我深受教育的还是老师对工作的极端认真精神。杨老师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尽心尽力，从不马虎。碰到棘手的问题时，他也不打退堂鼓，敢闯敢干，不达目的不罢休。记得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时，他设想着要领我班同学造一台电动机。我和其他同学听到这个消息，一个个大为吃惊。大家心里明白，电动机这玩意儿只是在课堂上看到过模型和挂图，而真正的电动机连见都没见过，再说学校又没有必要的设备和零件。要造电动机，谈何容易？而杨老师却是打定了主意。

      电动机不能没有主要部件——外壳。但学校哪里有呢？为了制造电动机的外壳，杨老师在班内挑选了八、九个同学，组成一个学习组，利用课余时间去铸造厂学习取经。当时，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学习组的几个同学，每天晚饭后便去工厂的翻砂车间，跟师傅们学习翻砂。大约经过三个星期的学习，我和其他同学竟然都学会了制作模型，灌铸。后来，杨老师又教我们建造了熔铁炉，并领着我们到处寻找废铁管子做灌铸材料。

      当红红的铁水灌进砂模的时候，杨老师和我们高兴得像小孩似的。电动机的外壳浇铸成功后，杨老师又指导我们对其进行加工，然后指导我们绕线圈……这时，杨老师却由于过度劳累而病倒了……

      杨老师对事业的追求，对工作坚韧不拔的精神，三十年来一直鼓舞着我。在生活的道路上经常会遇到挫折，碰到困难，可是，一旦想起杨德其老师，我总会再一次鼓起勇气，增添力量。1965年我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济南军区《山东民兵》杂志当编辑。“文革”时我们这批在军区机关工作的历届大学毕业生被称为“臭老九”，下放到基层。当时，我被安排在工程兵某部工区的宣传科当新闻干事。报到不久，领导就交了任务，要我单独办一个小型的报导学习班，为部队培养报导人员，同时也希望我尽快打破工区几年来新闻报导的沉寂气氛。

      我到工区还不到一个月，部队的情况胸中无数，再说，部队驻地又分散在荒山僻壤，了解情况十分困难。正当我愁云凝眉时，蓦地我想到了杨得其老师，想到他当年带领我们白手起家造电动机的情景，想到他做事从不讲“困难”二字，敢冲敢闯，勇往直前的精神，想到这些，我心里亮堂了，眉宇也舒展了。

      筹备了几天，我们新闻报导学习班就开始活动了。所谓“学习班”实际上由我领着5名战士进行报导实践。这5名战士是从各部队施工现场抽调上来的，他们刚放掉手中的电钻机和铁铲，就来学习“爬格子”的。我向他们讲解了新闻写作的有关知识，就带他们下部队进行采访实践。我们吃住在连队里，战士们上山施工，我们跟着打杂；战士们进行政治学习，我们坐着听；战士们召开班务会，我们带头去参加；轮到战士们休息了，我们就抽空召开座谈会，与战士们交朋友、谈心，向他们了解情况……采访回来后，我要求他们各自写出新闻稿子来，经过讨论修改后，把有新闻价值的稿子向有关报社投递。我们一次次地下部队采访，一次次地写稿，又一次次地往报社投递。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工程兵报》刊用了我们的稿件。

      从此，我和战士们信心更足，劲头也更大了，只要听到新闻线索，不管路多远，气候多恶劣，我们也要步行去采访。那时除《工程兵报》、《前卫报》外，《徐州日报》、《新华日报》、《大众日报》也经常录用我们的稿件。苏鲁两省的广播电台也播送我们的稿件。最令人兴奋的是《解放军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采用过我们的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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