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期  2006.3

解读王勉

——读《那些人，那些景》

有位联大同窗从南宁寄来一角剪报，是关于《那些人，那些景》的出版消息，说这书写了松江的人和景，特别提到两位松江籍的文学家——朱雯和赵家璧，同窗问我知道王勉这位作家吗？我虽然回乡四年，但一直深居简出，对文艺界没有接触。去年还从《云间文艺》上获得一些信息，现在连这一窗口也没了。好在松江毕竟是家乡，打听起来总容易些。我先向新华书店了解有这本写松江的书没有？营业员、收银员全没听说过，也不知王勉其人。11月初我有事去上海，顺便在淮海路书城的文艺书架上找了一通，同样是失望而归。买书确实不易，后来不知绕了几个圈子，弄清了作家王勉就是区教育局党委书记，再进一步了解原来是一中的毕业生，最后一中王仪校长一个电话，要到了一本，还是作者签名的呢。可说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出版的，内封介绍作者，说他祖籍山东，生于南京，长于松江。叶辛的《序》说得更具体，1957年11月出生，后迁居松江。从一份资料查到他父亲于1958年2月调到松江一中（那时松江属江苏省苏州专区），看来还有点“放逐”的味道。他进小学不久，“文革”开始，父亲挨批，母亲靠边，熬到1974年中学毕业，插队到新桥，四年后参加高考回城。1980年开始在中山小学任教四年，以后还担任过进修学校教研员，前后在基层锻炼了差不多10年，从1987年至今历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副部长，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经济技术开发建设（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张泽镇党委书记、镇人大主席，区教育局党委书记。他从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20年来先后发表了散文、随笔等数百篇。任镇党委书记时，还在上海某报开辟了一个散文专栏“四季风铃”，每周一篇，为时两年，颇受读者欢迎。他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永远的白蝴蝶》（1994），《羊肉烧酒》（1996），报告文学集《古镇风流》（1991）等，另外，还与人合出集子以及主编过多种史志。硕果累累，不可计数。作为一个业余作者，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散文集《那些人，那些景》收人物通讯、特写63篇，写景的小品（游记为主）55篇，在字数上写人约占2/3，写两位文学老人的成长道路的《苦雾中，有颗不灭的星》（朱雯）和《丰碑，在他手中矗起》（赵家璧）尤占分量，两个挥发出诗意的标题，透析作者的诗人气质，叙写经历细致而不流于平淡，颇见功力。之外，作者还为松江当代不少文化名人勾勒出各自的风采，如书法家刘兆麟、何磊，农民剧作家陆军，漫画家李明新，收藏家兼红学家唐顺贤，农民丝网版画家周洪声，摄影家唐西林，微雕家朱益章等等，作者对他们十分熟悉，写来有声有色，叹为观止。原来王勉还是文联的副主席呢。他之写出张泽化工厂的创业的艰苦历程，与他在基层的锻炼密切相关，主要因为他是个有心人，善于观察，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加上擅长捕捉形象，又勤于动笔，才能写出许多有趣的篇什，像横滨的姑娘，桐乡长发女，等等。我最欣赏的是他写班主任邵（敬生）老师，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位年过半百的女教师，关心一个逃学的孩子的课外阅读，及时家访，送书包上门，在课（语文）上又不断鼓励，向全班同学推荐他的佳作，无疑地这对王勉爱好文学并在写作的道路上前进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篇题为《厚爱》的特别值得赞扬。我也欢喜《第一课》，写出了他善于因势利导教育学生的才能，这是一个教师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就凭这一点，作为教育局的领导，当是无比适合的。

读王勉书，对王勉有了一定的了解，必然非常肤浅，但不至于出入太大，我想。

（张源潜）

 

 

 

省中旧事(上)

——兼忆1936级乙班（初）的学习活动

吴仲炳  钱元道  张源潜  陈文虎

一、解题

省中的全称是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其前身是1904年创办的松江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省立第三中学（江苏省共排出11所完中），1927年秋改称省立松江中学（全省统一以学校所在地命名），1934年改为江苏省立松江高级应用化学科职业学校，校长换了人，高中部改为应化科，秋季招收新生，为“化一”。原有高二、高三，改称“普二”、“普三”，初中仍是普通科。到1937年夏，应化科第一届毕业，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嵇汝运学长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几个都是1933年秋考入初一的，1936年毕业，称“1936级”（原称“民廿五级”），入学时有近百人，分甲乙两班，我们在乙班。先在楼上西头教室上课，第二学期改在楼下东头教室，都是比较大的。二年级人数锐减（筛选率颇高），只剩30来人，教室改在楼上靠东的那个较小教室。毕业时只有24人。全校九班（高中单轨，初中双轨），教室都在那幢红楼里（楼上五间，楼下四间），楼下中间是通道。通道的东墙有布告栏。西墙是全校性的壁报，叫《周刊》，用毛笔抄写，大概是学生自治会学术股在编辑。国文教员选出的优秀作文是主要稿源。初中生的作品很难发表，我们懒得去关心它。

二、校舍扫描

学校座落在松江城内察院场，校门面南，正对大街（现在的中山东路），西边是察院弄，弄底是观音桥。北临小河（邱家湾），东面是民房。改为应化科后，买下东北角（临河）的一大片老房子作为工场，购置不少机器设备，到我们毕业时已初具规模了。

校舍是1928年开始陆续建成的。当年省三中的校址校舍都拨给新创办的女中，男中另觅新址，白手起家。这倒使学校有个全新的规划。等到我们入学，早已建成了。

走进大门是一条宽阔的煤渣路，总有四五百米，直对红楼的通道。两旁有些小树，不大引人注目，也有几条石凳，可供歇息。路的西边有好几个球场，篮球场在南，网球场在北（也可做排球场使用，只须把柱子换过）。还有沙坑、单杠、双杠等体育设备。路的东边是足球场和400米跑道。

1934年改为应化科以后，在原有的教学楼东面新建一幢相似的红楼，作为实验楼。楼下西头是阶梯教室，隔壁是药品仪器室，我们在那里上过化学课。

教学楼（西红楼）后面有一排平房，那是教导处、事务处一类办公室， 教师办公室大概也在这里。平房后面是校园，虽然不太大，却也花木扶疏， 有金鱼池（水泥砌的喷水池）、 紫藤架，是课后游息的好去处。校园北面是两排宿舍楼，二层砖木结构。每间住四人，墙外就是小河了。饭厅在校园的东面，南北方向，兼作礼堂，纪念周、同乐会都在那里举行。在实验楼的东南角有座水塔，自来水供实验和生活之用。

在足球场的南面紧靠马路，有座五开间的平房，大门朝北，就是友宽图书馆。英年早逝的初三学生金友宽（有“神童”之称）的父亲为纪念其子而捐款兴建的，能满足学生课外阅读的需要。图书馆的东面（球场的东南角）有一幢二层楼房，粉墙黑瓦，人称“白宫”，是教师宿舍。教师都是男性，年轻的客籍单身教师大多住在里面。有家眷的（包括校长）则在学校附近赁屋而居。

大门旁有传达室，与之相连的几间面西的小屋，是体育用具室，体育教师、童子军教练等的办公室、他们的宿舍也在那里。学校的侧门，开在察院弄里，在教学楼与办公室中间的地位。也有门房间，连带的一排小屋，面东，则是音乐教师的宿舍和放乐器的地方，省中的国乐队在松江也小有名气的。

70年前的校舍平面图就这么描画出来了，除去缺少比例尺，大体该差不离了，我们就在这里学习并生活了三年。

三、两校长

那时的校长、教导主任等都无副职，这里所说“两校长”指的是省中彭维基先生和省职中薛天游先生，在他们的教诲下我们完成了初中学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学生开展救亡宣传。省松中的训育主任傅某断指血书“还我河山”，投身抗敌，学生罢课上街，情况比较混乱。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之后，省教育厅派彭维基先生来松主持省中校务，他带了一批人（多湖南同乡，如：训育主任彭啸海、事务主任李旭等）到职。他和夫人在学校附近（中南路）赁屋居住。女儿进松女中插班，读初一。彭校长大概30来岁，日本留学生，学工的，架着玳瑁框眼镜，出门还戴礼帽，携手杖，很有点气派。讲话是湖南口音，不易听懂，除了在纪念周上听他读《总理遗嘱》，平日很难见面。这年暑假，他独自回了一趟家乡，返校时带了新夫人，在观音桥堍另外租了房子。他为此的确颇伤脑筋，这原是老太爷的主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没法违背，生米煮成熟饭啦。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现象，本不足怪。1934年学校改制，他被调任省立常州中学校长，很可能合二为一了。他自然带去了他的亲信（事务主任等），优秀教师也有被网罗去的，地理教师谢一冲先生便是。

新来的校长薛天游先生，是吴江人，讲的是苏州普通话，比较好懂。他原是省扬中的教导主任，来松也带来一套“教学班子”，旧社会里“一朝天子一朝臣”，学校也不例外。方季重先生原是扬中的英文教员，随他来了。还有杨逢挺先生、薛佩瑾先生等刚从大学毕业，朝气蓬勃。薛校长也年轻，精通数学，著有《初中代数》教材（中华书局出版），他教高中的大代数。小薛（佩瑾）教我们小代数，他是江苏涟水人，满口苏北话，我们听得很费劲，第一次月考，不及格的几乎有一半。学生闹着要求换教员。事情被校长知道了，他就来安抚我们，答应给我们补课，不懂的尽管提出，他一一为我们解答。有一天放学后，他真的给我们“开小灶”，花了一节课时间，把因式分解的几种方法讲得明白透彻。我们打心底佩服。从这以后，小薛（我们对薛佩瑾的亲密叫法）的教法有所改进，我们也听惯了他的苏北音，矛盾终于化解。

 

 

终身不渝信仰孙中山先生的高良佐

高良佐是我的父亲，字梦弼（1907~1968）也是位老校友，向大家介绍他的一些情况。

 

著书写记

1923年在江苏省立三中，文科班读书时，父亲就对孙中山先生树立了强烈的崇拜。毕业后到中山学院读书期间在听讲好《孙文主义总论》课程后，和同学邱元武合作把听讲的笔记整理成书，于1926年在上海民智书店作为“中山学院丛书”出版。

在国民党中央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工作期间，就广泛搜集资料，认真考订，着手撰写孙中山先生传，抗战期间把文稿资料等带到后方，但唯恐遭敌机炸毁，常常藏在乡间。在动荡的环境中，继续写作。《孙中山先生传》于1945年3月12日，在重庆出版。

专事研究孙中山，编写过《总理全集》三卷的黄季陆先生对《孙中山先生传》的评论：“二十年来，我时常不能忘怀一件极重大的事件——写一部比较系统的孙中山先生的传记，这是我决心而始终没有完成的心愿”……

“忽忽二十年来，我这一夙愿还未达到，时常引为生平的一大憾事。而同时环顾国内，也始终没有一本系统的传记产生，尤使我非常焦虑而难过。最近高良佐同志撰成本出，不独我个人为之兴奋，想来大家也会引为欣慰的。”

“高良佐同志研究党史有年，对于孙中山先生的生平尤其留心，若干年来，便在苦心孤诣的搜集材料，从事整理，因为他不愿意过于草率的缘故，直到今天才将全稿完成。”

事隔半个世纪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历史研究所尚明轩教授，撰写刊载于2003年8月6日《团结报》的，《民国时期孙中山研究》一文里有这样一段：“在民国时期，为数达千余种的众多论著中，参差不齐，其中写得比较认真，内容较为充实，且有较多参考价值者，简述若干种如次：

（1）林百克的《孙逸仙传》……

（2）罗香林著的《国父之大学时代》……

（3）高良佐所著《孙中山先生传》，注重整体，叙事比较扼要，剪裁适当，条理明晰，作者不专宥于局部的材料，广事搜集中外大量的资料，并经过认真考订，在完成孙中山的世系，兴中会等专题研究后成书基础较为深厚……

（4）胡去非编的《总理事略》和许师慎编著的《国父〈革命缘起〉详注》……”

半个世纪后，在仅仅提出四种专门评论时，把《孙中山先生传》和当年研究孙中山的林百克、罗香林两位权威的著作并列在一起，实属不易。

1935年4月，父亲随邵元冲先生到陕、甘、宁、青、绥和晋诸省考察，将沿途各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名胜古迹、人民生活实际情况，以弘扬民族正气，崇尚爱国精神之重要，连续撰写《西北随韶记》，在四个月的考察期间，京、沪、陕、各报皆排日刊载。回到南京整理成十章二十万字的《西北随韶记》一书，署名高良佐编著，于1936年1月出版。

 

两个小故事

（一）抗战胜利后，父亲随陈仪去接收光复的台湾省，在“日侨遣送管理委员会”具体负责日侨遣送工作期间，遇到各式各样的日侨，接触到大量的黄金美钞，碰到了各类复杂的问题，甚至有日侨捧着金条找上门求情，提出长期留在台湾的要求，父亲都能严肃地对待，反复地宣传遣送日侨的政策，严格遵循日侨遣送管理条例，圆满地完成全省的日侨遣送任务。

（二）1947年下半年于上海，父亲和周惠生俩在“上海市民用粮油调配委员会”（吴国桢市长兼主任委员）主持民调处工作时，掌握着全市调配粮油的一笔天文数字的巨款。民调处的下属们多次建议把巨款的一部分从没有存款利息的中央银行提取出来，转存到商业银行，只要存一个星期或半个月，得到的利息，民调处的每一位都能得到一笔丰厚的补贴，当时的形势物价飞涨。下属们靠月薪维持生活都较困难。周、高两人反复思考下属们的这个建议，感到这是一笔关系到全市人民粮油供应的巨款，当时的局势非常混乱，如果挪动一下，万一发生不测，后果将不堪设想，万万动不得。两人便自己解囊办了酒席，安抚全处同仁们，此举不可为。

以上两个小故事，是担任过陈仪的主任秘书，当年也在民调处担任科长的李民本先生讲述的。

 

站到人民大众一边

1948年夏，陈仪到浙江省任省主席，父亲就辞去民调处的工作，到浙江省政府协助陈仪实施草拟的“浙江建设十年计划”，负责设立农民学校的筹备工作，想通过农民学校来实现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支持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日以继夜地写计划和实施方案，由于当时国民党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致使“浙江建设十年计划”来不及实施，全省设立农民学校也就夭折了。

1948年冬，父亲接任浙江省新闻处处长，表面上忙于新闻处的本职工作，暗地里在支持陈仪，希望将浙江省和平地完整地交给人民，而在积极地着手起义。可惜得很，陈仪的义举被汤恩伯出卖而失败，但有幸自己并未暴露。杭州解放前夕回到上海。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以全中国早日统一为己任，毅然站到人民大众一边，于1950年1月，接受组织的派遣去了台湾。因为曾长期跟随陈仪，被当局拘捕入狱，关押六年，释放后在台湾孔孟学会任秘书，潜心研究孔孟之道和佛教，1968年患脑溢血病逝台北市。

为纪念父亲终身不渝地信仰孙中山先生的为民族、为人民、为国家的精神，致力于推行孙中山的建国主张，我将上海图书馆近代文献室珍藏的孤本——《孙中山先生传》按原书原貌复制增印，以留给后人。值父子二代人的母校百年校庆之际，敬献数册，并作此文以作纪念。

（49届  高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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