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江一中我心中的母校
孙运时
当我的朋友、同事得知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松江度过的,总会脱口而说:“松江二中是所好学校。”我就会及时纠正说,我是松江一中毕业的。或许,论社会知名度,松江一中稍不如松江二中,但是这所有着77年历史的学校,至今仍令我这位60年代的校友神往,“谨慎养德、刻苦治学”的八字校训铭记心中。
绿树环绕着古朴整齐的教室,教学区池塘流水潺潺,春日蛙声一片,夏日蝉鸣不止,随着季节的更替,时而桃红柳绿,时而白雪皑皑,仿佛生活在花园之中,此情此景怎能不使人心旷神怡。
踏过架在小河上的木桥,就到了生活区。硕大的饭堂,放着一排排整齐的八仙桌,每当开饭时分,8人一组,由学生轮流值勤当桌长,分饭的,分菜的,盛汤的,叮叮当当,叽叽喳喳,喧闹但不混乱,真是生机一派,饭堂不远处,便是排排学生宿舍。诚然,里面的摆设远没有今天的奢华。
穿过教学区,在南边那是活动区,各种体育设施围绕着400米跑道一一摆开。晨曦中,跑步,打球,跳高,投掷,熙熙攘攘。单杠的引体向上虽说吃力,但参与者仍然不少。一年两次的学生运动会仿佛是学生的盛大节日,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有比赛项目,但几乎没有不参加运动会的,有当啦啦队的,有为比赛同学拿衣服鞋子的,团队精神在这时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今天,当有人还在为学校应该有200米跑道而奔走呼号的时候,我的母校在50年代就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相对独立的教学区、生活区和活动区、十分令人骄傲。
那毕竟还只是硬件。更令人不能忘怀的是学校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活动的做法。每年的“三夏”和“三秋”劳动,使我们与农村、农民保持了亲密的接触,那是我们的根。至今在我的潜意识里,最愿意做的事情是与农民有关的事情。在初中阶段,我们就自觉组织起来,一星期两次去附近乡间扫盲。轮到那个日子,我们的兴致特别高,早早吃过晚饭就结队出发了。并不规矩的行路,总会引来阵阵笑声,在田野上空回荡。回家时,虽然饥肠辘辘,只能用兴奋来充饥了。或许有些活动烙上了明显的时代印记,那么今天校园生活是不是又走向了另一偏颇呢?那当然是后话。倘若轮到晚自修时间,教室灯火通明,座无虚席,时间长了,会有一些顽皮的学生弄些花絮调节一下。不久,教室又归于寂静,静静的,静静的,这种有序的安排,不结硕果倒是怪事。那时的母校,要升学率有升学率,也不乏全面发展的尖子。没有刻意的安排,没有那么多的强制,活泼之中见用心。母校的教师,至今仍历历在目,他们风格各异,有的温和,有的严厉,有的还有点“凶”,但都可用真和诚来概括:对学生的真心呵护,对教育事业的忠诚不二。幼稚的我们,当时背后给不少教师起了绰号,今天真要补充说一声:对不起了!亲爱的老师。
每当想到中学时代的一个一个细节,至今仍令我回味无穷。从1968年离开母校,30多年过去了,真是弹指一挥间。当今天,我们都已年过半百的时候,那种思念母校的情结愈益浓烈,只要有机会,就会回母校看看,不仅是我一个,而是一群,当时50多个同学的班级,时隔30多年,每次校庆,仍有85%同学到校团聚,那是多强的凝聚力。当然,也少不了中学时代的女班长的作用,只要她一号召,没有不听从的,我们戏称她是任职时间最长的班长。
呵,母校,望一路走好,望不断发展。
孙运时 上海人,原上海教育学院党委书记,现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
重温战争岁月
沈思荣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52周年之际,沈文珠同学鼓励我写一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回忆录。
1950年九、十月份,朝鲜战争的战火已烧到了鸭绿江边,战争狂人麦克阿瑟叫嚣要在鸭绿江边过圣诞节,进而妄想入侵我国,把新中国扼死在摇篮里。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当时的苏南公立松江中学(即松江一中)广大师生热血沸腾,积极报名参加军干校,在全松江带了个好头。我是学生会秘书长,又是团员,责无旁贷地带头参军。先在军干校学习了一个时期,很快就分配到部队当文教。一天,接师部通知,全师排以上干部党团员去师部听报告。一到会场气氛非常紧张,岗哨林立。师首长首先传达了陈经司令员的指示:“你们军是华东的主力,打过许多大仗、恶仗,什么荣誉都有了,现在还缺一个荣誉,即参加抗美援刻战争,现立即开赶朝鲜,补上这一课。”部队随即开拔,每晚数十公里急行军,很快便离开驻地,坐火车北上,途经济南站时,由指导员作抗美援朝的动员,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一路上在各个车站收到了不少的慰问信和慰问品。
在安东(现丹东)只休整三天,部队趁天黑在志愿军战歌声中,雄纠纠、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离别祖国,到了教药。一踏上朝鲜国土,满目凄凉.整个新义州一片漆黑,路旁的阿爸其(老大爷)、阿妈妮(老大娘)、鸦(孩子)衣衫褴楼,伸出双手要东西吃。我再回头遥望对岸的祖国,灯光灿烂,欣欣向荣。啊!反差太大了。由此想起党中央、毛主席的决策是多么英明,如果美帝国主义真的入侵我国,那末我国的广大同胞也将遭到同朝鲜老百姓一样的痛苦。
第一天晚上行军走到离祖国只二、三十公里的地方;只见公路两旁到处都是被我军击毁的美国坦克、装甲车、汽车等,这就是志愿军出国作战的第一仗——首战云山。行军是很艰苦的,每人荷重45斤,风雨无阻,每晚要走八、九十里,与天斗,与地斗,还要与敌机斗。白天休息,一般不进老百姓家,就在荒山野地,挖个“猫耳洞”,露天睡觉。敌机活动非常猖狂,有时沿着山沟,贴着山头飞,发现目标就投弹、扫射,打火箭炮。我们连续行军半个多月,所过的桥梁全部炸毁,都是在我工兵部队临时搭起的便桥上通过,有时就涉水过河;大小村庄都被炸得七零八落,老百姓全在山坡上搭个防空房住;所有的城市都被炸平,平壤也不例外,我们行军路过时,只见是片废墟。
经过千里行军,便到达朝鲜东海岸重镇——元山,担负守海防、抗登陆的任务,除了遭敌机轰炸和扫射外,还不时地遭到敌舰的炮击。就这样部队在敌机、敌舰的威胁下开展练兵,随时准备开赴三八线与敌作战。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经过三个晚上的急行军,到达三八线,进人坑道,面对面的与敌作战。我们部队的阵地是在上甘岭右翼的平康,一片平原,敌机械化部队员于活动,故有“三八线大门”之称,如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在我们的左翼上甘岭的阵地上,整天炮声隆隆,晚上火光冲天,可以想见战斗的激烈。相比之下,我们的阵地比较平静,但在平静中也有不平静,每天晚上深入敌阵搞小部队活动,当然也有大的战斗,为争夺394.8高地的战斗,双方伤亡也比较大。停战后,我通过军校学习,被分配到志愿军总部工作,一次随首长到上甘岭所在部队检查工作。上甘岭地处五圣山南麓,在山的左前方和右前方各有一个高地,犹如一个巨人伸出的两臂,在这两个高地之间有个村庄便是上甘岭。当年的战斗主要是在两个高地上进行。五圣山海拔很高,山后是一片平原,如果一旦失守,我们的阵地要后退几十公里,那末军事分界线就不可能在现在的位置上了。故而是敌我双方必争之地,当年战斗如此激烈也就可想而知了。我们爬上山坡,见到战争的遗迹依存,如原来的坑道口已被封上,在黄继光烈士牺牲的地方,山石上已刻上他的名字以作纪念,等等。
1953年初夏,随着我志愿军在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板门店停战谈判进展比较顺利,美国被迫同意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就在这节骨眼上,南韩总统李承晚跳出来反对,叫嚣要单干。于是人民军、志愿军首长作出决定,组织实施夏季反击战,且明确指出专打南韩军。一声令下,在三八线上全面出击。我记得在我部的阵地上,配备了上级调拨的8英寸口径大炮和卡秋莎火箭炮。战役发展很顺利,我军展示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把南韩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在对我方极其有利的形势下,停战协定签定了,1953年7月27日晚10点正式停战。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终于胜利了。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我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
有战争,必有牺牲,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用无数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当时,美帝国主义盗用的是“联合国军”的旗号,共纠集了十六个国家的军队,仅美国一家就出动了全国陆海空军总兵力的二分之一以上;他们的武器装备是现代化的,技术也是先进的。而我军除了装备部分苏联在二次大战中用过的武器外,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伤亡比较大。烈士们牺牲以后,上级只发一丈八尺裹尸布,就地掩埋,插上一块牌子,写上“xxx烈士之墓”,像这样的牌子在我手上写过不少。为了纪念这些烈士,除朝鲜政府在平壤建有中朝烈士纪念塔以外,我军自己在原志愿军总部驻地桧仓郡,建了志愿军烈士陵园,埋葬了一百名烈士的遗骸.筑起了一百个用水泥做成的坟墓。其中位于最前面、最大的一座坟墓,就是毛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烈士。它就在我办公室的后窗外,向北眺望,可以天天看见。后人应永远怀念他们。
我所在部队原一中的同学有10来位,为陆志高、毛凤懋、屠惠秋、李汉松等,我们这些人那时都在二十岁左右,个个生龙活虎,积极参战,不少同学还立了功,获得了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颁发的“军功章”,为母校争了光。
木棉花开话母校
(51届校友) 俞海坤(穗友)
一中在广州的校友已经联系上的有12位,他(她)们大都分布在科研、文教、经贸等部门工作,年龄最大的是51届(高中)的俞海坤,最小的是65届的秦杏芳,现在除了58届的高汝龙和 60届的沈彩华外,其余均已退休。
校友的聚会最初是一年一次,地点一般是酒楼包房或是在校友家里,随着年岁的增长,绝大部分校友已经退休,思念家乡、母校之情与日俱增,一年一次的聚会似觉太少,从今年起准备增加到2-3次。
正当木棉花盛开的季节,春天已降临到南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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