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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的毛泽东
更新时间:2003/12/25  作者:   阅读:2915次  

我印象中的毛泽东


王朝闻


  我和毛泽东同志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先后只不过是两次。在参加会议或听他讲话等公共场合,远远地见到他的次数也不很多。读他的著作和听别人对他的叙述,有些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如果他没有发生六十年代以来的某些错误,我也不会遵照他所说的两点论那样去认识他。六十年代初或五十年代末,我在讲话或写作上都引用过他那反对个人崇拜的正确论点。但我自己,实际上却长时间违背过这一正确论点。这就是说,我在理论上反对盲目崇拜,但我对他的敬仰也不免带有崇拜的意味。
  我长时期对毛泽东的信仰,并非象教徒对待上帝那样的迷信。我对他的信仰虽有崇拜性质,但在认识上却不是盲目的。是他那历史的功绩,富于个性的言行,直接间接地给我造成了很好的印象。
  四十年代初,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美术工场工作。记得当时有两件小事,也能使我感到堪称伟大的毛泽东,竟自那么平易待人,言谈幽默。一件是他穿着有补钉的衣裤,在广场上给鲁艺全体作报告。当讲到向群众学习的重要,引用“黔驴计穷”的寓言时,还模仿了驴子的一个动作,用一只脚向后一蹬,引得我和大家一样都笑了。我自觉在这样的笑里,主要不是觉得这个动作滑稽,而是它体现着一种上下级之间的亲切关系。我相信他在重要会议上一定很庄重,但他此刻对我们毫不见外,深感他对我们也没有任何首长架子。另一件,是院领导陪他到西山看望工作人员。当走到我住的窑洞门口,听说我是搞雕塑的,他立即说:“你是做泥菩萨的。”我当时完全没有领会,他这话的内涵是指对神的崇拜,只敏感到他那应用群众语言的习惯,和这种语言也有幽默特征。后来,我写作时和别人一样,称他为“我敬爱的毛主席”。这话并非违心的套语。而是以我自己的特殊感受为依据的。
  1942年院方把我从甘谷驿调回延安,参加在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第二次会议。当时偶然和他坐得很近,但彼此之间没有机会说话。当天我只注意到,他用铅笔在本子上记事时,字迹很大。一向节约纸张的我,对此觉得是他不拘小节的性格表现。比这种琐事更重要的印象,是他在第三次会上的长篇的讲话。当他谈到将要整顿三风时,说延安好比一潭死水,用棍子一搅,沉渣将会泛起(这几句话在报上发表时还保留着,印成小册子和辑入选集时被略去了)。这几句话,当时给我造成了深刻印象。不只觉得这种比喻生动活泼,而且认为这话并非幽默性的戏言,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
  后来的整风,特别是审干运动,证明了我对他的比喻语的内涵的预感没有落空。审干运动伤害了不少干部。当审干结束后,他在延安大学讲话时,脱下帽子向听众鞠躬致歉。这一出入意外的表现,大大增加了干部们对他的信仰。我相信,他那强调自我批评的论点,也具体贯彻在他的这一行动里。我在运动中没有受到伤害,却和受伤害者一样接受他的鞠躬道歉,因此深受感动。真所谓坏事变好事,在后来的战斗中,这些受过伤害、忠于革命的干部都对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信仰毛泽东的另一依据,是和我当时的工作相关联的。我为中央党校新建大礼堂作了毛泽东浮雕像,大家把它抬去安装到建筑物留下的园洞上。当场副校长彭真问我能不能作全身像。我说能作;能作塑像的条件是给毛主席拍摄几张同一姿态而角度各别的全身像。彭真同志欣然答应,这成为我的一种期待(等待有照片作塑像的参考)。不久,钟敬之同志(美术工场负责人)间接向我转述这事的结果:毛主席不同意给他拍照;理由是胶片那么难得,用以给前方战士拍照,比给我拍照重要得多。我虽惋惜不能因此为他作全身铜像,但是,也像他反对用他的名字给城市命名那样,他那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和观点,增加了我对他的敬仰,也可说是对他的崇拜感。
  重说一句:这种崇拜感与个人迷信有质的不同。
  四十年代后期在张家口,我为做好毛泽东像访问过许多同志。访问过胡耀邦同志,更多地是要熟人说出他们的感觉和印象。我发现,别人和我一样,好印象是以实际的感受为基础的。我当时访问别人所得到的印象,最感人也最深刻的,是来自延安鲁艺(在华大戏剧系)的熊焰的谈话。她说:当毛主席一走进临时当作舞厅使用的延安鲁艺大礼堂时,她猛然觉得大屋子仿佛突然变小了。这是领导者的这种偶然出现所造成的幻觉和错觉,其实并不偶然,而是敬爱之情的自然流露。她的这种特殊感觉,是和她平日对毛主席由衷的敬仰有内在的联系。我至今还认为,这种幻觉和错觉的性质和意义,正如战斗中的士兵对他们的统帅的信任一样,也是文艺工作者自然形成的一种情感态度。
  有一印象直接关系到我自己,似有必要在这里作一回顾。1949 年在《文艺报》任编委时,主编丁玲同志对我说,毛主席曾问她,你看过王朝闻的文章没有?还说:“有点马列主义嘞。”作家丁玲同时还讲起,毛主席平易近人的态度,无拘束且有“人情味”的日常生活;要我在适当时间,同她一起去见毛主席。后来没有去成,但丁玲的转述间接鼓励了我对艺术理论的探索。间接听到上述评价,那种暗暗高兴的心情是不消描述的。当年唯恐引出骄傲自满的误会,除了在家里对简平说过,在机关里却守口如瓶。现在看来,毛主席不只向丁玲说过这样的看法。不久,新华书店王子野同志要我出版论文集。这一点更加可以证明,丁玲同志的转述有据。我的《新艺术创作论》出版之后,听说,沈阳新华书店在橱窗里,以显著地位和方式陈列了这部新书。至于后来六十年代初《红旗》主编陈伯达要我去讲美学,哲学所所长潘梓年同志写信给我介绍一位所里的青年美学工作者(要我帮助他探讨艺术现象),当年出现的这些现象,也许和毛主席对我在天津《进步日报》上发表的《致友人书》的评价所产生的影响大有关系。
  不妨附带提到:我在1949年11月25日的《新艺术创作论》的《初版自序》末段里,将毛主席对我的评价作了暗示性的叙述:“在这些短文的写作过程当中,得到了许多增加写作热情和勇气的鼓励。其中,有我们最敬爱的同志的鼓励。”我所指的“我们最敬爱的同志”,那暗示性的表达方式近于“此地无银三百两”。当时为了避免引起写作“夹私货”的批评,不敢直说又不忍不说。基于感谢毛泽东同志对我的研究成果的肯定,所以不禁在《自序》里作了上述藏头露尾的表述。也许这种表述,曾作用于这本集子的多次印刷发行。但1967年造反派审问我时,我对这话的来历存心“耍赖”。对方问:毛主席怎样鼓励你?我谎说那也许是谣言,我从来没有接近过毛主席,“最敬爱的同志”是一种泛指。我这么睁着眼睛说瞎话的原因,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避免引起“捞稻草、垂死挣扎”的再打击。后来,没有因此受到“不老实交代”的指责。也许,这也得感激在那么复杂的情势之下,毛泽东的评价对我还起着“救生圈”般的作用。
  当时我还隐瞒了另一个事实:1955年,我、蔡若虹、张谔都在中南海和毛主席接触过,而且,毛主席对我的和蔼态度,与上述丁玲同志的转述对得上号。事先,我得美协秘书长张谔通知,说毛主席要看全国美展的作品。除了把作品送到中南海,还要我陪同看画,以便和蔡若虹一起回答他可能临时提出的问题。次日去时,看见靠桌子椅子摆了一地美展作品。毛主席进屋之后,要我们和他坐在一起。蔡若虹和张谔坐在他的右边,我坐在他的左边。我一反平时好说话的习惯,只默默地陪坐着看画。但脑子并不平静,随时注意这些作品的特殊点。当时所看到的作品,多是些生活现象的如实记录都显得不太有趣。毛主席默默看了一阵,突然转头向我。也像四十年代在延安说我是“做泥菩萨的”那样,带点开玩笑的口气问道:“理论家,这些作品你看怎样?”我理解“理论家”一词带着轻松意味,但我仍颇紧张,不敢随便说话。我对前半句的话一直有深刻印象,对他提问的后半句话的原话没有确切的记忆。但上述记忆对原话的基本内容,不会有错。当时我体验到他对作品有所不满,不过是要我们先说说看。附带提到:“文革”以后,若虹同志写的回忆录,和我自己当天的深刻印象小有出入。若虹说我先说出自己的意见,其实我当时哪来这么大的勇气。事实是:毛主席先向我提出问题,我才作出即兴性的回答。当时,我对自己的回答不是信心十足,只不过是按我自己对这些作品的认识,说出大意如下的话:主席所提出的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关于创造典型部分的论述,特别是那创造典型的六个“更”字,已经对这些作品提出了间接的但有批评性的判断。他听后,沉默一会儿,微微点点头。我作回答时,心跳得很猛,等待接受他的批评。但他却这样点点头,这对我是一种非同小可的鼓舞。
  我想若虹、张谔和我一样,当时都期待着听取毛主席对这些作品的具体意见。好像他在延安批评一些漫画那样,说出对我们的文艺思想一定很有启迪作用的话来。可惜,立刻有人进屋通知他参加对将军服的评选会,未能听到他对这些美术作品的评论。他站起身来,要我们同他前往会场参加评选。在会场里,毛主席单独坐在长桌前面。我没有见过面的将军们,坐了一屋,再就是将军服的样品,会场气氛严肃。我觉得这样坐在那里不太合适,估计不会再有时间对我们评画,我向张谔提出是否告退?张谔征求了秘书的意见,我们没有向大家告别就退出会场。在回家的路上既感到轻松,又惋惜失去听毛主席意见的机会。从此,再没有直接和他接触的机会。也不知因为什么,美协没有设法间接了解他对那些美术品的观感。我长时间为此感到可惜,羡慕音乐家们能够得知他对音乐问题的指示。
  还有另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写出来可能有助于读者理解毛泽东个性的多侧面。大约是1952年冬或1953年春,我还在中宣部文艺处工作,奉办公室委托,要我把毛主席送给画家齐白石的两瓶湖南的特产菌油,送到齐白石家里。人们只知道齐白石送给毛主席图章和绘画,不见得知道毛主席对这位同乡老画家齐白石,竟是这么关怀备至的。
  近读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其中1945年7月18 日《致陆定一等》,使我忆起大约是在1964年发生的一个值得回忆的问题。
  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里指出:“此事应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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