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岁月

师　哲　师秋朗

　　1942年，德国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种严重关头，苏联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日本是否会有背信弃义的行为，配合德国夹击苏联？于是斯大林试探我们：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毛泽东最初的回答我不记得了，反正斯大林再三来电询问中共方面能抽调多少兵力、能扩充多少个师团？如何加强长城内外的兵力和军事行动，以打击和威胁日寇后方？毛泽东复电说：“组织几个师团的兵力是比较容易的，但缺少武器，没有力量（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武器，全部归国民党，八路军从未得过一枪一弹），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对方又来电说：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军可以开赴接近外蒙的边沿地带，从那里领取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然后开赴前线，如此轮番装备，是否可行？毛泽东回电说此法行不通，因为蒙古完全是个开阔地带，部队无法隐蔽，行动和生活都是极为困难的！不久，“远方”又来电商量：可否将八路军部署在长城一线，相机出击关外日军，并大力干扰其后方，以牵制日军行动？毛泽东未作肯定答复，只说可以相机而行，但由于缺乏武器，完成不了大的战斗任务，也不能集结过多兵力，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
　　总之，毛泽东是留有余地，不夸海口的，不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义务。但他仍是从全局利益考虑的，对日寇的北进是有防范的，所以实际上加强了长城一线的兵力部署，如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并向东北渗透。而日寇也立即觉察到了，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部署是十分英明的。毛泽东也多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兄弟党单方面做出牺牲，这样不仅帮助不了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而王明恰恰是惟斯大林之命是从，领了钦令，往中国问题上套。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向斯大林介绍过，解释过。因为他自己就不清楚。所以，在“七大”时，我问毛泽东：王明的问题症结何在时，毛泽东说：“他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而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和王明的根本区别。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电台工作也就结束了，资料交给中央机要局保管，到了1944年，“农委”也宣布撤销。但同斯大林的电报联系仍继续，电报的翻译工作，我一直继续到1957年离开中央机关时为止。当我把共产国际解散的电报译给毛泽东听时，他十分兴奋，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又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不会再有人催我返回国际了。
　　 　　
　　整风和肃反

　　延安著名的整风学习是1941年开始的，最初只在中央领导层中学习，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为了领导这一学习，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毛泽东事情太多，只挂了个名；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但自“皖南事变”后，他费尽周折，历时一年多才回到延安，对情况不大了解，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如对他的“西瓜政策”反应比较强烈等），他也没有管。这就给康生造成大显身手的条件，而且毛泽东确实也对康生这样说过：“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来做。”
　　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在1942年1月，有一次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时，他仍是这样说的，
　　我说：“学习讨论中总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说：“不对，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清思想就行了。”在整风学习中，康生提出要求，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他工作，中央同意了。康生这一着，从好的方面说，是很巧妙的，从坏的方面说，是很毒辣的。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政治秘书，自然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行事，因此，有了他们，工作推动起来，容易得多；而一旦出了问题，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谁也逃不脱一份责任。 于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王明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稼祥的政治秘书陶铸，康生的政治秘书匡亚明，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我们都帮他工作。我工作的范围，就是任弼时分工的范围，主要联系西北局和西北联防司令部的整风学习。
　　党中央在延安，对西北局的工作格外重视，对西北局的领导表示了尊重，甚至有很多迁就之处。毛泽东讲过：“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他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并特别强调：“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为选拔西北工作的负责人，征求大家意见。说实在的，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再没有什么有威信的人，大家只好论资排辈，那么高岗的资历最长。高岗当时在内蒙工作，毛泽东把他调回，让他负责西北局的工作，毛泽东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其实高岗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尤其是品德不够好。担任西北局书记之后，经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还算恪尽职守，但很快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毛泽东住到枣园以后，建立了一套会客制度，其中规定来人要登记、会见主席要经过通报等等，但高岗去见毛泽东从来不让通报，而是径直去见。工作人员很有意见，但他很不自觉。日本投降以后，他把西北扔下去了东北。进了大城市，他更加放肆、忘乎所以了！
　　集中在中央党校的“七大”代表们，整风学习一开始，就联系到一些历史问题，意见很激烈，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应该怎样看待曾经对敌人作过假自首的党员？被敌人逮捕的共产党员中，除了叛徒，一种是坚贞不屈而献出了生命的；一种是侥幸生还的；还有一种是经组织允许以假自首而保全了生命，继续为党工作的。三者孰为高尚？哪一种是应该称赞和提倡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在领导北平地下党的工作时，为了保存党的实力，曾经允许一些党员假自首。不过仍有坚决不履行“自首”手续的同志，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而假自首的人一直健在。为此，代表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刘少奇就是为这件事不愿抓总学委的工作，还要求退出学委——以免自己在那里有什么妨碍。不过刘少奇为自己也做了辩解，那就是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做过一次专题报告，重要内容之一，是讲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时是需要迂回才能继续前进的。并形象地说是“西瓜政策”，即外皮是绿的，内心是红的。
　　高岗对刘少奇是傲慢不恭的，所以他的报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直到毛泽东说了话，他说：“假自首的，仍一概承认是党员。”意见才得以平息。但在部分党员中，嘴上不说了，心里仍不服。毛泽东后来又说过：“刘少奇是犯错误较少或最少的一个。”一时在延安传说着“除了毛主席，刘少奇最正确”的话。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张闻天。我们党的许多干部和理论家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可是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却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整风学习批判的教条主义本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所谓“领袖”、“理论家”的，这样一来，矛头移向了以张闻天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例如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他的英文水平较高，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但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受到批判。因此柯柏年发誓不再搞翻译。这件事毛泽东也知道了。大约两三年后，毛泽东在王家坪同柏年相遇，毛泽东对他说：“你还是要翻译啊！”
柯柏年坚持说，再也不搞翻译了。
　　康生亲自插手，把学习变成批斗，批斗党内许多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不追究个人责任，才使康生稍微受了点限制，但他并不甘心就此止步。
　　终于，他找到了突破口。1942年五六月，他一手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在《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13日）副刊发表了《野百合花》，在《谷雨》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这些文章都是指责延安的干部同群众有隔阂，干部不能平等待人；对人缺乏关怀和爱护等等。尤其是说“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说“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而延安却“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毛泽东对这些言论曾不指名地批评过，他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以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说话。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毛泽东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仍是对待思想认识问题。而康生则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走自己的路。
　　同年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然后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对王实味的批判。对王实味的批斗大会从5月27日开到6月11日，康生多次到会，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类似王实味这种认识的还有别人。就在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成全（原名陈传纲）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他在信中提出了除整顿三风之外，还应该整顿“人风”。他所谓的“人风”，无非也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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