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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岁月
更新时间:2003/12/25  作者:   阅读:2807次  

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岁月


师 哲 师秋朗


  1942年,德国军队占领了克里米亚半岛,推进到北高加索,围攻斯大林格勒,妄图切断南北水陆交通,窒息莫斯科。在这种严重关头,苏联再次担心一旦斯大林格勒陷落,日本是否会有背信弃义的行为,配合德国夹击苏联?于是斯大林试探我们:如果日寇进攻苏联,中共究竟能有多少兵力牵制敌人?毛泽东最初的回答我不记得了,反正斯大林再三来电询问中共方面能抽调多少兵力、能扩充多少个师团?如何加强长城内外的兵力和军事行动,以打击和威胁日寇后方?毛泽东复电说:“组织几个师团的兵力是比较容易的,但缺少武器,没有力量(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武器,全部归国民党,八路军从未得过一枪一弹),不能发挥什么作用。”对方又来电说:如果打通同外蒙的通道,八路军可以开赴接近外蒙的边沿地带,从那里领取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然后开赴前线,如此轮番装备,是否可行?毛泽东回电说此法行不通,因为蒙古完全是个开阔地带,部队无法隐蔽,行动和生活都是极为困难的!不久,“远方”又来电商量:可否将八路军部署在长城一线,相机出击关外日军,并大力干扰其后方,以牵制日军行动?毛泽东未作肯定答复,只说可以相机而行,但由于缺乏武器,完成不了大的战斗任务,也不能集结过多兵力,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
  总之,毛泽东是留有余地,不夸海口的,不承担力所不能及的义务。但他仍是从全局利益考虑的,对日寇的北进是有防范的,所以实际上加强了长城一线的兵力部署,如罗瑞卿、杨成武、吕正操等部,部署在长城内外,并向东北渗透。而日寇也立即觉察到了,自然不敢轻举妄动。事实证明毛泽东这一部署是十分英明的。毛泽东也多次对我说过这样的话:要得到兄弟党的帮助,首先要帮助兄弟党的进步、发展、壮大,而不是一味地要求兄弟党单方面做出牺牲,这样不仅帮助不了朋友,反而削弱了自己。而王明恰恰是惟斯大林之命是从,领了钦令,往中国问题上套。如果说斯大林对中国许多问题没弄清楚的话,倒不如说王明从未向斯大林介绍过,解释过。因为他自己就不清楚。所以,在“七大”时,我问毛泽东:王明的问题症结何在时,毛泽东说:“他对自己的事想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太多了!”而这一点正是毛泽东和王明的根本区别。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电台工作也就结束了,资料交给中央机要局保管,到了1944年,“农委”也宣布撤销。但同斯大林的电报联系仍继续,电报的翻译工作,我一直继续到1957年离开中央机关时为止。当我把共产国际解散的电报译给毛泽东听时,他十分兴奋,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然后又笑着对我说:“把你也解放了。”意思是不会再有人催我返回国际了。
     
  整风和肃反


  延安著名的整风学习是1941年开始的,最初只在中央领导层中学习,然后逐步扩大范围。为了领导这一学习,于1942年6月2日成立了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毛泽东、刘少奇、康生三人组成。毛泽东事情太多,只挂了个名;刘少奇是政治局委员,但自“皖南事变”后,他费尽周折,历时一年多才回到延安,对情况不大了解,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如对他的“西瓜政策”反应比较强烈等),他也没有管。这就给康生造成大显身手的条件,而且毛泽东确实也对康生这样说过:“总学委的实际工作由你来做。”
  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弄清是非,提高认识,接受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责任。在1942年1月,有一次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时,他仍是这样说的,
  我说:“学习讨论中总有人提出‘错误路线的责任是谁’的问题”。毛泽东说:“不对,不追究个人责任,弄清思想就行了。”在整风学习中,康生提出要求,要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政治秘书们帮他工作,中央同意了。康生这一着,从好的方面说,是很巧妙的,从坏的方面说,是很毒辣的。因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政治秘书,自然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关系密切,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行事,因此,有了他们,工作推动起来,容易得多;而一旦出了问题,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谁也逃不脱一份责任。 于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王明的政治秘书廖鲁言,王稼祥的政治秘书陶铸,康生的政治秘书匡亚明,我是任弼时的政治秘书,我们都帮他工作。我工作的范围,就是任弼时分工的范围,主要联系西北局和西北联防司令部的整风学习。
  党中央在延安,对西北局的工作格外重视,对西北局的领导表示了尊重,甚至有很多迁就之处。毛泽东讲过:“外来干部和地方干部必须团结,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也要反对‘山头主义’。只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都完全团结一致,只有本地干部大批地成长了,并提拔起来了,根据地才能巩固,我党在根据地才能生根成长,否则是不可能的。”他说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并特别强调:“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总要差些。拿我来说,就是这样。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
  刘志丹牺牲之后,毛泽东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为选拔西北工作的负责人,征求大家意见。说实在的,刘志丹、谢子长牺牲以后,再没有什么有威信的人,大家只好论资排辈,那么高岗的资历最长。高岗当时在内蒙工作,毛泽东把他调回,让他负责西北局的工作,毛泽东对他并不十分了解。其实高岗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有限,尤其是品德不够好。担任西北局书记之后,经常向毛泽东汇报、请示,还算恪尽职守,但很快就不知天高地厚了。
  毛泽东住到枣园以后,建立了一套会客制度,其中规定来人要登记、会见主席要经过通报等等,但高岗去见毛泽东从来不让通报,而是径直去见。工作人员很有意见,但他很不自觉。日本投降以后,他把西北扔下去了东北。进了大城市,他更加放肆、忘乎所以了!
  集中在中央党校的“七大”代表们,整风学习一开始,就联系到一些历史问题,意见很激烈,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是应该怎样看待曾经对敌人作过假自首的党员?被敌人逮捕的共产党员中,除了叛徒,一种是坚贞不屈而献出了生命的;一种是侥幸生还的;还有一种是经组织允许以假自首而保全了生命,继续为党工作的。三者孰为高尚?哪一种是应该称赞和提倡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因为刘少奇在领导北平地下党的工作时,为了保存党的实力,曾经允许一些党员假自首。不过仍有坚决不履行“自首”手续的同志,直到献出宝贵的生命,而假自首的人一直健在。为此,代表们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刘少奇就是为这件事不愿抓总学委的工作,还要求退出学委——以免自己在那里有什么妨碍。不过刘少奇为自己也做了辩解,那就是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他做过一次专题报告,重要内容之一,是讲革命道路的曲折性,有时是需要迂回才能继续前进的。并形象地说是“西瓜政策”,即外皮是绿的,内心是红的。
  高岗对刘少奇是傲慢不恭的,所以他的报告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直到毛泽东说了话,他说:“假自首的,仍一概承认是党员。”意见才得以平息。但在部分党员中,嘴上不说了,心里仍不服。毛泽东后来又说过:“刘少奇是犯错误较少或最少的一个。”一时在延安传说着“除了毛主席,刘少奇最正确”的话。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张闻天。我们党的许多干部和理论家都是从这里培养出来的。可是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却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整风学习批判的教条主义本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所谓“领袖”、“理论家”的,这样一来,矛头移向了以张闻天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例如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他的英文水平较高,翻译过一些马列著作,但被指责为“教条主义者”,受到批判。因此柯柏年发誓不再搞翻译。这件事毛泽东也知道了。大约两三年后,毛泽东在王家坪同柏年相遇,毛泽东对他说:“你还是要翻译啊!”
柯柏年坚持说,再也不搞翻译了。
  康生亲自插手,把学习变成批斗,批斗党内许多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不追究个人责任,才使康生稍微受了点限制,但他并不甘心就此止步。
  终于,他找到了突破口。1942年五六月,他一手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在《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13日)副刊发表了《野百合花》,在《谷雨》杂志(第一卷第四期)发表了《政治家·艺术家》,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这些文章都是指责延安的干部同群众有隔阂,干部不能平等待人;对人缺乏关怀和爱护等等。尤其是说“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说“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而延安却“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
  毛泽东对这些言论曾不指名地批评过,他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以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说话。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毛泽东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仍是对待思想认识问题。而康生则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走自己的路。
  同年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的报纸上发表了。然后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对王实味的批判。对王实味的批斗大会从5月27日开到6月11日,康生多次到会,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类似王实味这种认识的还有别人。就在毛泽东整顿三风的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成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成全(原名陈传纲)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他在信中提出了除整顿三风之外,还应该整顿“人风”。他所谓的“人风”,无非也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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