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

叶　飞

　　1958年夏天开始的那场炮击金门的战斗，已经过去35年了。
　　这次战争，没有攻城略地，没有大量歼敌，却震惊了整个世界，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曾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参加了这次战役的指挥工作，亲身领略到他的伟大战略胸怀和高明的指挥艺术。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想再重温一下这段历史，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吧。
　　1958年7月中旬，正是东南沿海的台风季节，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出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我也在郊区布置抢收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回福州接电话，而且明确告诉我到军区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打来的保密电话。拿起电话机，响起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我指挥。我有点疑问。这是一个重大军事行动，应该由军事指挥员来指挥。这时我已卸去了福州军区司令员职务，虽然仍兼任军区政治委员，但工作重心已转到省委这边了，为什么仍要我指挥呢？我便问他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王尚荣同志回答说：“是中央的决定。”我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同志感到我还有疑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同志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我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我虽然受领了任务，但还是感到心里没有底。但既然中央已经下达了任务，无暇多想，便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同志代替我主持工作。同时，我到福州军区统率机关组织前线指挥部，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同志兼任前指参谋长。第二天，我和张翼翔副司令员、刘培善副政委便赶赴厦门。到达前线后，迅速开展各项准备工作，至26日凌晨，参战的30个炮兵营已全部进入发射阵地，作好了射击准备。
　　我们正等着北京来的炮击命令，7月27日却收到北京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毛主席写给彭德怀和黄克诚二同志的一封信。当时彭德怀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黄克诚同志是军委秘书长。
　　毛主席的信是这样写的：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想得往往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毛主席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国悍然出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介入中东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与此同时，美国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摆出了骚扰大陆的架势。所以毛主席信中说：“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
　　接到毛主席的这封信后，我反复领会，感觉到这次炮击金门不同往常，因为它与整个世界局势密切相关。如毛主席信中说的，要“政治挂帅”，不能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从前线战备情况看，要完成这次关系重大的军事行动，当然也是准备充分一些更有把握。于是我和张翼翔、刘培善同志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因福建沿海遭台风袭击，连降暴雨，公路、铁路塌方严重，桥梁冲毁几十座，部队也过于疲劳，特别是空、海军入闽行动尚未完成，因此推迟炮击时间确实更为有利，所以很快便复电表示坚决遵照毛主席指示办。
　　空军入闽是从7月中旬开始的。中央军委调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同志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这次大规模的空军转场入闽行动。7月27日，空军首批转场部队顺利进入汕头、连城机场，接着便逐步向沿海机场推进，至8月中旬，一线机场已进驻了6个歼击机团。经过几次空中较量，初步掌握了前线的制空权。
　　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同志也调来厦门前指，指挥海军舰艇部队及海军航空兵、海岸炮兵入闽，在金门海域构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
　　与此同时，炮兵调来了三个师，还调来一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经过福州开往前线，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震动了。飞机、军舰、大炮、坦克大举入闽，老百姓兴高采烈，纷纷议论说，这次不但要解放金门，还要解放台湾呢！至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数百门火炮的射程之内。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坐的专机因中途遇到雷雨，所以第二天中午才赶到北戴河。当天下午3时，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接受命令了。我一见到毛主席，就把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都一一详细汇报了。当时在座的还有彭德怀、林彪及总参作战部王尚荣部长。我记得作战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只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蒋军部队的营一级。所以毛主席一问，我立即回答：“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毛主席不说话了，考虑了十几分钟后，又问我：“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毛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了，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根据毛主席的习惯，这是他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这天晚饭后，王尚荣同志拿了一张条子给我，那是林彪写给毛主席的。条子的内容是：他看到毛主席重视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因此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当时王炳南同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我一看这条子，不禁吃了一惊，因为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那就失去了这次炮击的奇袭效果，这怎么行呢？便问王尚荣同志：“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待？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同志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我冷静下来考虑了一下，更加感到这次炮击行动非同寻常，不仅是敌我斗争，更是复杂微妙的国际斗争。但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我表态，我就一句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看来毛主席下决心了，他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毛主席交待我就留在北戴河指挥，并要我跟彭老总一起住。
　　毛主席要我跟彭老总一起住，可把我弄紧张了。我怎好和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也不好问。彭老总也没有派参谋来叫我住到他那里去。晚上我散步后回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同志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待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我说：“我哪好去住啊？！”王尚荣同志知道我为难，他说：“我替您想了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于是我们商定，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通过他转报毛主席，毛主席的指示也由他转告我。我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待我同他住在一起的呀！”他说：“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这位作战部长真会处理问题。
　　所以，炮击金门开始是在北戴河指挥的，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和刘培善同志代我指挥。
　　8月23日傍晚，我前线部队近500门大炮一起开火，不到一个小时就打了近两万发炮弹，整个金门岛顿时淹没在硝烟之中。这次炮击规模空前，被新闻界形容为“万炮轰金门”。这两万发炮弹打下去，全世界的注意力便转到这个弹丸小岛上来了。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睡不着觉了，他摸不清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意图，立即下令调兵遣将。美军当年的行动倒是十分迅速，不到10天，台湾海峡的美国海空军力量便大大增强，计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余艘；第九十六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另外，美国第一批海军陆战队近4000人在台湾南部登陆，还有部队陆续到达，在中东地区的第六舰队的一些舰只也驶向台湾海峡。中东局势相对缓和下来，而当年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却心情复杂。一时间，世界舆论议论纷纷，有人欢喜有人愁。
　　8月底，我从北戴河返回厦门前线。连日来，我前线三军连续发起炮战、海战、空战，全面封锁了国民党军的物资补给线，金门守军被迫全部转到地下。激战方酣，9月3日晚突然接到毛主席命令：“暂停炮击金门三昼夜”。9月4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我国政府的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指出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及其上空。这就清楚了，金门海域在12海里的领海线以内，停止炮击3天，显然是静观其变，看美国人如何反应。为防止出现意外，我严令各炮群严格执行毛主席指示，前线所有大炮的炮弹，都退出了炮膛。
　　9月7日，美国人露面了。国民党军的运输船队在美国海、空军的护航下驶进金门海域，美国的军舰、飞机无视我政府声明，悍然闯入我国领海，美舰还故意在我前沿海上游弋，耀武扬威。我军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采取行动，打击美军的气焰。当然，我很清楚，这已经不是我能决定的了。于是，我一面严令部队密切观察，不准开炮，一面将当天情况急电中央军委：美军已直接介入，打不打？请毛主席指示。到了晚上，毛主席答复了：照打不误。我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主席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毛主席交待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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