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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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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3/12/25 作者: 阅读:3407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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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指挥炮击金门
叶 飞
1958年夏天开始的那场炮击金门的战斗,已经过去35年了。 这次战争,没有攻城略地,没有大量歼敌,却震惊了整个世界,其深远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我曾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参加了这次战役的指挥工作,亲身领略到他的伟大战略胸怀和高明的指挥艺术。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我想再重温一下这段历史,作为对他老人家的纪念吧。 1958年7月中旬,正是东南沿海的台风季节,部队、机关、学校一起出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我也在郊区布置抢收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要我立即回福州接电话,而且明确告诉我到军区作战室去接从北京打来的保密电话。拿起电话机,响起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他告诉我: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我指挥。我有点疑问。这是一个重大军事行动,应该由军事指挥员来指挥。这时我已卸去了福州军区司令员职务,虽然仍兼任军区政治委员,但工作重心已转到省委这边了,为什么仍要我指挥呢?我便问他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王尚荣同志回答说:“是中央的决定。”我又问:“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王尚荣同志感到我还有疑虑,就说:“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刘培善同志接过电话说:“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我只好回答:“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来指挥。” 我虽然受领了任务,但还是感到心里没有底。但既然中央已经下达了任务,无暇多想,便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江一真同志代替我主持工作。同时,我到福州军区统率机关组织前线指挥部,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同志兼任前指参谋长。第二天,我和张翼翔副司令员、刘培善副政委便赶赴厦门。到达前线后,迅速开展各项准备工作,至26日凌晨,参战的30个炮兵营已全部进入发射阵地,作好了射击准备。 我们正等着北京来的炮击命令,7月27日却收到北京来的一份电报,内容是毛主席写给彭德怀和黄克诚二同志的一封信。当时彭德怀同志主持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黄克诚同志是军委秘书长。 毛主席的信是这样写的: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想得往往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毛主席信上所说,“中东解决,要有时日”,指的是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发动革命,推翻了旧统治集团,美国悍然出兵黎巴嫩,随后英国又侵入约旦,中东形势骤然紧张,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美、英介入中东后,苏联也有所动作,世界进步舆论都声援中东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与此同时,美国于7月15日宣布其远东地区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台湾国民党军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空军对大陆侦察活动,摆出了骚扰大陆的架势。所以毛主席信中说:“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 接到毛主席的这封信后,我反复领会,感觉到这次炮击金门不同往常,因为它与整个世界局势密切相关。如毛主席信中说的,要“政治挂帅”,不能单纯从军事上考虑问题。从前线战备情况看,要完成这次关系重大的军事行动,当然也是准备充分一些更有把握。于是我和张翼翔、刘培善同志商议,觉得各项准备工作比较紧张。因福建沿海遭台风袭击,连降暴雨,公路、铁路塌方严重,桥梁冲毁几十座,部队也过于疲劳,特别是空、海军入闽行动尚未完成,因此推迟炮击时间确实更为有利,所以很快便复电表示坚决遵照毛主席指示办。 空军入闽是从7月中旬开始的。中央军委调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同志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这次大规模的空军转场入闽行动。7月27日,空军首批转场部队顺利进入汕头、连城机场,接着便逐步向沿海机场推进,至8月中旬,一线机场已进驻了6个歼击机团。经过几次空中较量,初步掌握了前线的制空权。 海军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同志也调来厦门前指,指挥海军舰艇部队及海军航空兵、海岸炮兵入闽,在金门海域构成了强大的威慑力量。 与此同时,炮兵调来了三个师,还调来一个坦克团。这次调动都是晚上行动,重炮加上坦克,夜间经过福州开往前线,轰轰隆隆,连街道都震动了。飞机、军舰、大炮、坦克大举入闽,老百姓兴高采烈,纷纷议论说,这次不但要解放金门,还要解放台湾呢!至8月上旬,地面炮兵全部进入了阵地。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湾的围头,呈半圆形,大金门、小金门及其所有港口、海面都在我数百门火炮的射程之内。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8月20日,北京来电话,要我立即去北戴河。我乘坐的专机因中途遇到雷雨,所以第二天中午才赶到北戴河。当天下午3时,毛主席找我去他的住处。我知道这是要我接受命令了。我一见到毛主席,就把炮击金门的准备情况,炮兵的数量、部署和实施突然猛袭的打法,都一一详细汇报了。当时在座的还有彭德怀、林彪及总参作战部王尚荣部长。我记得作战地图没有挂在墙上,而是摊在地毯上。毛主席一面听我汇报,一面看地图,精力非常集中。汇报完了,他只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你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呢?”那时,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蒋军部队的营一级。所以毛主席一问,我立即回答:“哎呀,那是打得到的啊!”听我这么一说,毛主席不说话了,考虑了十几分钟后,又问我:“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我回答得很干脆:“主席,那无法避免。”毛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了,也不作什么指示,就宣布休息。根据毛主席的习惯,这是他要进一步考虑问题了。 这天晚饭后,王尚荣同志拿了一张条子给我,那是林彪写给毛主席的。条子的内容是:他看到毛主席重视避免打到美国人的问题,因此提出是否可以通过王炳南给美国透露一点消息。当时王炳南同志正在华沙同美国进行大使级谈判。我一看这条子,不禁吃了一惊,因为告诉美国人就等于告诉台湾,那就失去了这次炮击的奇袭效果,这怎么行呢?便问王尚荣同志:“主席把这信交给我看,有没有什么交待?是不是要我表态?”王尚荣同志说:“主席没说什么,只说拿给你看。”我冷静下来考虑了一下,更加感到这次炮击行动非同寻常,不仅是敌我斗争,更是复杂微妙的国际斗争。但这关系到最高决策问题,既然没有要我表态,我就一句话也没有说。 第二天,继续开会。看来毛主席下决心了,他说:“那好,照你们的计划打。”毛主席交待我就留在北戴河指挥,并要我跟彭老总一起住。 毛主席要我跟彭老总一起住,可把我弄紧张了。我怎好和彭老总一起住呢?主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也不好问。彭老总也没有派参谋来叫我住到他那里去。晚上我散步后回房间里,正在发愁,恰好王尚荣同志来,他说:“老兄,主席不是交待你住到彭老总那里吗?”我说:“我哪好去住啊?!”王尚荣同志知道我为难,他说:“我替您想了个办法,把专线电话架到你的房间里。”这下就解决问题了,于是我们商定,前线直接同我通话,我再通过他转报毛主席,毛主席的指示也由他转告我。我问:“彭老总那里怎么报告呢?主席交待我同他住在一起的呀!”他说:“你不要管了,此事由我办。”这位作战部长真会处理问题。 所以,炮击金门开始是在北戴河指挥的,是毛主席直接在指挥,前线则由张翼翔和刘培善同志代我指挥。 8月23日傍晚,我前线部队近500门大炮一起开火,不到一个小时就打了近两万发炮弹,整个金门岛顿时淹没在硝烟之中。这次炮击规模空前,被新闻界形容为“万炮轰金门”。这两万发炮弹打下去,全世界的注意力便转到这个弹丸小岛上来了。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睡不着觉了,他摸不清我军大规模炮击金门的意图,立即下令调兵遣将。美军当年的行动倒是十分迅速,不到10天,台湾海峡的美国海空军力量便大大增强,计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3艘、驱逐舰40余艘;第九十六巡逻航空队、第一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它好几批飞机。另外,美国第一批海军陆战队近4000人在台湾南部登陆,还有部队陆续到达,在中东地区的第六舰队的一些舰只也驶向台湾海峡。中东局势相对缓和下来,而当年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却心情复杂。一时间,世界舆论议论纷纷,有人欢喜有人愁。 8月底,我从北戴河返回厦门前线。连日来,我前线三军连续发起炮战、海战、空战,全面封锁了国民党军的物资补给线,金门守军被迫全部转到地下。激战方酣,9月3日晚突然接到毛主席命令:“暂停炮击金门三昼夜”。9月4日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布了我国政府的声明,宣布我领海线为12海里,指出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国政府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及其上空。这就清楚了,金门海域在12海里的领海线以内,停止炮击3天,显然是静观其变,看美国人如何反应。为防止出现意外,我严令各炮群严格执行毛主席指示,前线所有大炮的炮弹,都退出了炮膛。 9月7日,美国人露面了。国民党军的运输船队在美国海、空军的护航下驶进金门海域,美国的军舰、飞机无视我政府声明,悍然闯入我国领海,美舰还故意在我前沿海上游弋,耀武扬威。我军将士义愤填膺,纷纷要求采取行动,打击美军的气焰。当然,我很清楚,这已经不是我能决定的了。于是,我一面严令部队密切观察,不准开炮,一面将当天情况急电中央军委:美军已直接介入,打不打?请毛主席指示。到了晚上,毛主席答复了:照打不误。我又请示:是不是连美舰一起打?毛主席回答:只打蒋舰,不打美舰。毛主席交待要等美蒋联合编队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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