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诗词创作与欣赏

陈俊山

　　毛泽东是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同时也是伟大的诗人。在同时代的革命领袖人物中，他更具有鲜明的诗人气质和风采，这是由于他的兴趣、爱好和深厚的素养所使然。他的诗词创作成就，一方面与他作为伟大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的恢宏气魄和宽广胸怀密不可分，另一方面也与他对文学艺术的深刻见解有直接关系。从毛泽东关于诗词与欣赏的见解和主张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创造无产阶级新文化的。为了深入说明这一点，本文不能不涉及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些有关问题。
　　一、肯定“诗言志”。1945年毛泽东为诗人写了“诗言志”的题词。这既是他关于诗的一种见解，也是他对诗人的一种主张和号召。所以关于“诗言志”的内涵，必须加以说明。
　　“诗言志”之说，屡见于先秦以来的古籍，为历代优秀诗人所遵循。“诗言志”，是中国古代人对于诗歌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它作为中国诗歌最基本的审美创造原则，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的诗歌史。这样的诗歌传统，必然被毛泽东所接受。他青年时代在湖南师范读书时写的《讲堂录》，就记述了关于诗歌特征的一些语录，这些语录自然反映了他当时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录中所记“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等，就属于“诗言志”的范畴。他从青年到中年写的诗词作品，也鲜明地表现了忧国忧民、奋发有为的豪情壮志。因此，他在抗战期间提倡“诗言志”，就不是偶然的了，而且他又使这条古老原则增添了新的光彩。
　　但是，毛泽东不仅肯定了“诗言志”的积极内涵和优秀传统，而且又给它赋予了新思想、新内容。关于“诗言志”的“志”，他没有直接进行诠释，但我们可以从他的大量诗词品评中看出来。从1937年到1944年期间，他在给何香凝、柳亚子、萧三等人的书信中，屡屡以不可抑制的激情，赞美他们的诗中所表现的那种不被恶势力所压倒的“骨气”和为民族解放全力以赴的“战斗”，就清楚地表明了他之所谓“诗言志”的新内涵。毛泽东自己的诗词所表现的“志”，不论是战争年代的作品还是和平时期的作品，都具有中国人民不可侵犯、不可欺侮和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铮铮骨气，具有中国人民改天换地、建设祖国的战斗豪情。
　　二、注重“诗格”。1945年秋，毛泽东由延安到重庆谈判期间，曾多次致函柳亚子。其中有云：“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这里所说的“一首词”，指的是1936年2月他写的长调词《沁园春·雪》。这里所说的“诗格”指的又是什么呢？
　　关于“诗格”，在中国古典诗学中也是由来已久的。它的含义大致有这样几种：一种是指诗的体制、格式或格律；一种是指诗的品格、风格或格调。毛泽东所说的“诗格”是属于后者。因为他在寄词之前，曾收到柳亚子的赠诗，并当即复信赞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这就为他的“诗格”作了注解。陆游和陈亮，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和词人，力主抗战，反对求和；所作诗词，慷慨激昂，为历来诗评家推为高格。然而毛泽东竟以为柳亚子超过了陆游和陈亮，其诗格之高可想而知。毛泽东说自己的《沁园春·雪》略近于柳诗，显然是谦逊之辞，但也说明了他是多么重视“诗格”。柳亚子接读毛词后，极为激动，赞赏不已，当即次韵奉和，盛赞毛词高格：“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其中“黄州太守”，指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他打破了唐五代以来婉约词风的传统，开创了豪放词风的新生面。柳词所谓“稼轩居士”，指的是南宋大词人辛弃疾。辛弃疾将豪放词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柳亚子认为，在中国文学史上就是这样的词坛巨擘的豪放高格，也是比毛词逊色的。在“诗格”上，柳对毛之评价，大体说来不算是溢美，毛词《沁园春·雪》确是绝唱，自有词这种艺术形式以来，以《沁园春》的词牌咏雪的，还没有如此雄浑的作品，千古词人向他折腰敬服是可以想见的。
　　值得研究的问题是，毛泽东为什么将“慨当以慷”的作品视为高格？这是因为中国文学史历来以“建安风骨”为高格，而“建安风骨”就是以“雅好慷慨”为其特征的。毛泽东所说的“慨当以慷”一语，就出自领导“建安风骨”的曹操之《短歌行》。1949年所作《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又用此语：“天翻地覆慨而慷。”总之，他很喜欢“慨当以慷”的作品。关于这个问题，他自己作了回答，即给柳亚子信中所说的：“读之使人感发兴起。”这句话十分重要，因为它将慷慨高格的审美价值的精髓很集中地提炼出来了。
　　三、崇尚“诗味”。关于“诗味”问题，是毛泽东于1957年1月12日给臧克家等人的信中提出来的，在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中有比较深入的探讨，因此是他十分重视的诗歌理论问题。
　　“诗味”的“味”，也是一个最富于中国民族特色的审美范畴，它的形成非常有趣。“味”，本来是一个味觉概念，把它引入艺术领域也是源远流长的，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就有了。到唐代司空图，真正用味觉充当艺术感觉，并进而将味觉概念转化为诗学的审美范畴。但是宋代以后，“味”的内涵又日益复杂起来。
　　毛泽东所说的“诗味”，大致是指意味、韵味、品味、有余味、能回味、耐咀嚼等意。所谓“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就是指作品里含蕴的味道。在给陈毅的信中，又提出宋诗“味同嚼蜡”的问题。“味同嚼蜡”的“味”，也是指“诗味”，不过这是从反面提出没有“诗味”的问题。蜂蜜是甜食中的美味，因为它是多种香甜美味的复合体、统一体，而蜂蜡就没有什么味道。由此品诗，诗中所含的可以引起读者美感享受的意蕴越丰富，那么“诗味”也就越多。由此可以推断，能引起读者美感享受的意蕴才是“诗味”。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造成“诗味”。毛泽东指出：“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然其中亦有比、兴。”这是说，诗人的用意，要通过艺术形象表达出来。造成艺术形象，就要用形象思维，采用“比、兴”。
　　“赋、比、兴”是中国古典诗歌和民歌的最久远、也是最成功的传统表现方法。毛泽东赞成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给“赋、比、兴”作的界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朱熹的说法符合事实，也比较简明，所以为毛泽东全部引来给以肯定。“比、兴”两法之所以能造成“诗味”，概括起来说，就是因为它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诗人不把自己的情和志直接说出来，而是把情和志寄托在景物上，使景物成为情和志的载体，随着想象的翅膀翱翔；诗人将眼前的物象酿成意象，又将意象构成意境。读者读诗，首先看到诗中描写的物象，而后体会到意象，经过思考，才发现物象、意象、意境中的层层含义，也就品出了“诗味”。毛泽东崇尚“诗味”又提倡采用“比、兴”，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并且深入研究它的规律，对于创造中国诗歌新形式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关于解诗。解诗是赏诗的前提，如果把诗句理解错了，就无法体会“诗味”。毛泽东对如何读诗、如何解诗也很重视，有着独到的见解。如回答“云横九派浮黄鹤”一句诗的询问时说：“九派，湘、鄂、赣三省的九条大河。究竟哪九条，其说不一，不必深究。”在回答“巡天遥看一千河”一句诗的询问时说：“银河一河也，河则无限，‘一千’言其多而已。”这是说，读诗和解诗，都不要拘泥个别字面，要看整体诗意。“不必深究”，是要求不必刻意求深；求解过分，反而引起误解。尤其是诗词中的数量词，有些是约数，不必一一去数。这不但对理解作品没有意义，而且会损害诗境的整体美，降低读诗时的激情，减少赏诗的美感享受。“不必深究”和“囫囵吞枣”是两回事。
　　解诗不能拿历史事件一一核比，特别是有些写生活情趣的诗，更不能作为政治历史考证的确凿依据。1958年曾有唐诗注释者，将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的“儿童”，解作贺的亲生儿女。刘少奇根据诗中所写“少小离家老大回”，“儿童相见不相识”的句子，推证古代官吏禁带家属。事涉巨大，有关中国政治制度问题。毛泽东特致函刘少奇，表示此议“不甚妥当”。他指出，一个80多岁的老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唐史及整个历史都未闻关于官吏禁带眷属的记载。同时又明确批评：“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不确据。”这些见解极其重要，说明解诗不能臆测，要有根据。这根据就是：一是合乎生活情理；一是合乎史料记载。而且论史取证，不能是孤证。总之，解诗要知人论世，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诗意。毛泽东关于解诗的见解，不但弘扬了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优秀传统，而且表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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