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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和蒋介石
更新时间:2001/11/12  作者:   阅读:1130次  
我的父亲和蒋介石 -------------------------------------------------------------------------------- 2001年11月10日 19:36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是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防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20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他们从海外筹资,党人带着整袋白银和成捆钞票,进入军营或登上军舰,和军队接触。有时密使会被抓到,很快就被处决,甚至没有人会提他的名字。同时陆军或海军的人员就把钱财纳入私囊,什么事都不做。同盟会于是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以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许将军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的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各省强人只听自己的命令,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袁世凯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次年,中华民国分成北部和南部。当时的大元帅孙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当时加以实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广东政府也是南部各军阀抢夺的目标,单是清除这些军阀就可以构成“四次革命”。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确定,这时他劝我父亲回来完成未竟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服成功。他并不知道,他的战友已变成顾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东京碰到昔日战友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已经三十二岁,正要展开自己的流亡之路。 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少有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着蕃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青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好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事情时,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的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还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对紧张和过度担心的父母来说,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长沙绝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时期,三天两头就出现公开处决共产党人的场面。甚至很难避开街上的行刑队伍,因为太过寻常了。通常队伍前会响起尖锐的号角声,士兵亮出枪尖上的刺刀,大叫:“杀”囚犯的手被反绑,在推挤之下走过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脸色潮红,大吼大叫,表达不满及反抗。他们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死。 传统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纸贴在竹片上,挂在犯人的脖子上,纸片上用黑笔写着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红笔重重画上一笔,象征依法结束犯人的性命。在队伍中总有光脚的小孩穿梭奔跑,兴奋地开嘴,将整件事当成玩乐嬉闹的场合。不论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论上赞成阶级斗争的书呆子,在执行死刑时都没有差别。显然有些年轻男女是受到牵连才丧生。有时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学时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执刑的现场。但有一个叫做邵先慧音译的同学比较大胆,他先看过后,再转述将他吓坏的经验:他想看清楚一些,于是爬到附近的树上。第一个犯人被砍头时,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喷出一堆血。同学说,他被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闭上眼睛,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抓着树皮。他不记得自己如何从树上爬下来。 在1930年,毛泽东的太太被处决,杨开慧是我三舅母的亲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过她,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法官判死刑时,会让犯人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前者,因为她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党员处决。行刑前一星期,我父亲去狱中看他,劝他请求宽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他死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在我们家投下阴影,父母亲提到他时,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这也触及到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学生抗议失败得一塌糊涂。 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以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知道,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坦佛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也许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但随着时间进展,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最后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运动和其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 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预期他会来检查。但最兴奋的是,我们即将有机会和传奇般的伟大人物面对面。我们全都知道,蒋介石有一度和帮会扯上关系。即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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