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稍有一点地理概念的人，都能分辨出来松江（不仅是今天的上海市松江区，也包括历史上松江府或松江县可知的最大版图）是一个地域并不广大的地方，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事实。但就是这么一个对于整个中国版图来说，面积十分狭小的松江地区，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可以说，这样的文学现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真的要感谢这一方灵异的土地。松江，这个被称为云间、华亭、茸城的小小城邑，就像一个值得留恋的诗文故园，温馨、祥和、浪漫，情真意切，处处洋溢着诗情画意。

第一节 文明曙色映照临海山间

文学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文学也是文化。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整个地域的文化发展密切相关。没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环境也就没有独特的地域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松江地域文学的发展和兴盛，正是得益于整个松江地区文化的发展和丰富。没有松江文化的丰厚肥沃的土壤也就没有松江文学的发张壮大。而文化又是由人来创造的，没有人就没有文化，更谈不上文化的发展和文学的产生。因此，我们必须从松江地域文化的广阔视角来看待松江文学的发展和成就，更应该从松江人的地域文化养成来审视松江文学的地域特征。

辩证唯物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存在是建立在物质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的，就是说没有丰富而生动的物质存在，人也会无所依托，无所表现，不会造就丰富的社会内容，也就不会有丰富多姿的意识反映。物质存在具有无限复杂的多样性和丰富多彩的运动形式，这一点就必然会体现在人们的意识反映之中，这毫无疑问也会反映在人们的艺术创造活动之中，必然也反映在文学创作这一行为之中，以及文学作品的类型特点之中、内容之中、风格手法之中等等。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社会发展轨迹、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意识观念等，无一不关涉作家的创作，进而形成一个地域的相对的文学发展的多样性。这一点在古代和近现代由于地理条件限制、交通条件限制、社会形态限制、文学观念文学主张不同的限制，甚至狭隘的地域心态限制等等使得文学出现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呈现不同的文学样貌。这种现象一方面影响了文学的交流和发展，但同时也促进了不同地域文学的个性发展，如同松江文学既有中华文学的普遍特征，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体现出它的有的江南文学特点。

动物不能创造文化，只有人可以。松江古老的历史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早已生活在这里的原始住民。就现有可证的考古证据表明，松江地区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原始住民的存在。广富林文化遗存证实松江原始住民悠久灿烂的文化，那些分别从南从而北来的先民们，带着各自的文化创造能力为了生存制造和使用劳动工具，改造居住空间，适应渔猎生活，同时用“燎祭”等祭祀方式努力理解和解释命运，寻找生命的寄托，进而创造自己的文化。这一地区稍早的崧泽文化与广富林文化共同构成了松江文化发展的源头，它们与更早的马家浜文化和稍后的良渚文化向呼应，成为我们研究和认识江南文化的早期证据。我们有理由地说，海纳百川的上海文化的源头就在松江，广富林文化遗存的发现见证了南北移民交融的历史和文化，佐证了松江文化既区别于北方文化又区别于南方文化，形成特有的移民文化特质的事实。

从地域环境角度来说，松江地处北纬31°，东经121°14′线交汇处。松江典型的江南环境，为其江南文化的发展预设了独特的自然环境。我们知道，在北纬三十度上下波动五度所覆盖的范围，北纬30°线贯穿四大文明古国。松江就在北纬30°这条神秘的地理纬线连及的范围之内，在这一点上也为松江地域文化的丰富和强大做出了神秘和耐人寻味的注脚。它的文化的持续发展，是历代松江人民的智慧创造，似乎我们还可以归于造物主的垂青。松江地区得天之助，主要在于这里的气候适合人居，同时，松江又地处中国大陆南北中部，受冷暖空气交替影响，因此气候温暖湿润。温度也较为温和，年平均气温15.4℃，最高气温38.2℃，最低气温零下10.5℃，而无霜期230天。年平均降水量1103.2毫米，雨量充沛，气候温和，处于亚热带季风性气候带内。土壤肥沃，河道纵横，物产丰饶，这些均益于松江地区的地理构成和天赐般的地理位置。远古的松江只有佘山一线的九峰为陆地，东面为大海。至少6000多年前，松江地区的佘山、天马山、小昆山等九峰兀立的岗身就已经将大海带来了大量的泥沙和贝类逐渐淤积，并形成山脚下的陆地，陆地因而不断向东延伸。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也奔流向海，共同形成了今天松江和今天的上海。山谷间淤积起来的土地，肥沃丰饶，为后来的松江住民提供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

从广富林文化遗存的考古证据来看，早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松江大地上就生存着富有创造能力的原始先民。他们是大约来自于中国北方大约今安徽北部、河南东南部及山东一带的先民，他们同从南方迁徙而来的先民受到松江丰饶宜居环境的吸引，停下他们前行的脚步，在此融合生活，共同劳作，逐步安定下来成为松江的住民。他们逐渐繁衍生息，延续后代，经过一代一代的创造，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松江地区的原住民，并逐渐积累文化因素，丰富形成后来的松江文化。松江文化的外来文化特征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不断受到地域环境的限制和影响，逐渐变形，被赋予江南文化因素，形成自己的特点。因此，松江文化地域文化的特征变得更加鲜明，体现出松江文化显著的包容性、丰富性、实用性、可塑性等等。

人的思维及人们创作的文化与生存环境密不可分。可以说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生活在松江的原始先民及他们的后代也同样受到生存环境和生活、生产方式的影响。江南的丰厚的自然资源为原始先民提供多种食物来源，同时也加速了原始先民们的生存技能。诸如男性采食野果、制造石器和骨制工具猎取野兽、划船采集莲藕菱角捕鱼，而女性从事养殖纺织等，改变了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并进一步产生了了社会分工，文化观念逐步形成和确立。这些文化观念潜存在文化观念和文化行为中，支配着松江人的思维和意识，体现在后世松江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显然，松江文学也无可避免地受到松江地域文化的影响，并体现出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就松江文学的发展历史来说，松江文化无时无刻不左右着松江人的文学创作。由于历史的久远、历史资料的欠缺，我们似乎已经很难找到松江最早的文学样本了，或者说，我们已经无法找，因为最早的文学样本应该是口头创作。虽然这完全符合世界各民族文学史的事实，但也是我们依然会痛惜不已。如今我们只能依稀从流传的最乡土的松江民歌中感受到古老余音的萦回；从一些松江地区流传下来的传说，推测出最早的文学痕迹，尽管我们已经无法评判可信度的多少，比如我们已知的关于天马山的传说等等。时间的一维性残酷的把历史事实埋进了虚无，但发生过的一定不会无迹可寻，也许有一天我们会从历史遗迹中，甚至在多维的世界里发现我们祖先曾创造的辉煌。

第二节 文学神祇厚爱水乡泽国

古代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再经历过了春秋战国，时至秦汉。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并没有看到文学神祇光顾松江的痕迹，松江的文学几近空白。我们甚至找寻不到可供研究的资料，细究其原因恐怕与江南尚未进行大规模有效开发有关。彼时江南虽有吴楚存在，但政治中心却不在江南，松江在中国的版图上似乎更是无足轻重。三国时期开始，中国社会的战乱主要持续发生在北方，处于江南的松江成了避祸的天堂，这种状况持续到魏晋南北朝相当长的时期。这期间两次重要的移民活动，导致了江南的大规模开发，松江这块本来就是移民的乐土，更受益于北方具有先进生产技术的移民的开发，渐渐步入中国农业及经济发展的先进行列。苍天厚土的眷爱给了这方土地以物产、以人群、以灵性。

辩证唯物主义的经典观点，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江南富庶繁荣的过程中经济的发展和文化，乃至文学艺术的发展，得到了极其有力的证明。当历史步入西晋王朝时期，文学之神似乎在这一时刻降临松江，拨动了松江人热爱文学之美的灵动心弦，松江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高潮出现了。

历经400年左右的社会动乱，中国社会满目疮痍，而文学却没有停滞它发展的脚步。从汉末开始中国文人和民间创作的辉煌的文学成就，足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不可多得的文学典范，那种在惨痛的历史现实寄予文学家们痛彻心肺的时代悲伤，汇聚成为文学史上弥散不去的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的“魏晋风骨”。建安时期的“三曹”（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的创作激励了后来创作者，点燃了他们的创作激情，出现了“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其中陆机、陆云兄弟，成了松江历史上最早登录中国文学史的先驱。从西晋开始，仿佛文学神祇厚爱江南厚土，在这片水乡泽国，不仅出产丰厚的物产，同时也早就了众多的文人雅士，到明清时期更是达到鼎盛，文学世家频现，杰出作家辈出。直至今日，松江依然是文人雅集的胜地，各种文学团体，创作组织，层出不穷。

第三节 第三节 文学才俊增色一方山水

松江，古称华亭，西晋时期恰用此称。华亭有山，名为小昆山。附近为人聚居之地。西晋陆机、陆云依山而居。兄弟二人，幼有才名，长大则名动天下。凭借富有魅力的文学创作，兄弟二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据《晋书•陆机传》载，陆机有诗、赋、文章，共300多篇，现存诗107首，文127篇（包括残文）陆云也有丰富的文学创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陆云集》12卷，两唐书皆著录有集10卷，均佚。结合宋、明所传陆云作品，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陆云集》（黄葵校点）。陆机与顾荣、陆云并称“洛阳三俊”；陆机与潘岳合称“潘江陆海”之称，并被后人一并称为“太康之英”。

 陆机（261年—303年），子士衡，吴郡望族出身，祖父陆逊位居孙吴丞相高位，其父陆抗亦为孙吴大司马，陆机承父业为牙门将。然时运不佳，陆机所处时代，晋已成气候。公元280年，孙吴为晋所灭，年轻的陆机退居华亭（松江）乡间，长期生活。历经十年潜心苦读，携弟陆云共赴洛阳，重新步入仕途。二陆名号之大，时人有“二陆入洛，三张减价”、“陆海潘江”之典。陆机仕途走下坡路时，依然念念不忘旧乡华亭，行军中听闻号角响，不无悲愤地说：“我今闻此，不如华亭鹤鸣也！”就是在临刑的最后关头，陆机仍大声悲叹：“华亭鹤唳，岂可复闻乎！” 悲戚的语句里弥散着对故园的依恋。据传，陆机临刑，“是日，天地穷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时人以为冤。”（《世说新语》注引），即天昏地暗，大风折木，平地深雪，陆机死于构陷，天降异象，人怨天怒。陆机、陆云死于非命，不仅成为两位松江才子的人生憾事，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在诗歌创作上，陆机、陆云兄弟均有建树。陆机的诗歌创作以入洛阳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由于国破家亡的处境，前期多抒发伤时悲世之慨，后期则情牵人世悲欢、个人仕途，叙命运多舛之叹。不能不说，陆机对自己的人生是由期许的，甚至可以说他对世间的人生过程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他的《百年诗》（十首），从少年吟道百年，透溢出他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人无法抗拒自然法则，由盛及衰是自然规律，但人要只争朝夕，不虚度人生。

行成名立有令闻，力可扛鼎志干云。

食如漏巵气如熏，辞家观国综典文。

表明了自己要趁壮年有所作为建功立业的壮阔胸襟。然时事多艰，动荡社会里的人生也是飘摇不定的人生，陆机的人生即是明证。《赴洛道中》（二首）中：

总辔登长路，呜咽辞密亲。

借问子何之？世网婴我身。

永叹遵北渚，遗思结南津。

行行遂已远，野途旷无人。

山泽纷纡馀，林薄杳阡眠。

虎啸深谷底，鸡鸣高树巅。

哀风中夜流，孤兽更我前。

悲情触物感，沉思郁缠绵。

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远走他乡显然是不得已而为，因此诗人眼中所见是无尽长路，所闻是呜咽，送处是野途，所感是哀风，所伴是孤兽……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

振策陟崇丘，案辔遵平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

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

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

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一路孤寂、一路悲歌，一路黯然销魂。苦情缠绕，悲凉之极，人生的孤苦远足之意、离井别乡之痛，洋溢在诗行中。

陆机更有《拟西北有高楼诗》、《园葵诗》、《日出东南隅行》、《拟明月何皎皎·安寝北堂上》、《招隐诗》、《东宫作诗》、《拟明月何皎皎诗》等105首存世，多为乐府诗和拟古诗。陆机诗风追求华辞丽藻、大量运用排偶，描写繁复详尽，与潘岳共同代表了以“繁缛” 特征的太康诗风。陆机对声律、对仗技巧的重视，直接影响了南朝山水诗的发展，影响了谢灵运、谢眺等人的创作。

陆云(262年-303年)，字士龙，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陆机的弟弟，与其兄陆机并称“二陆”，曾任清河内史，世称“陆清河”。陆云与名士荀隐素不相识，遇于共同好友张华处，陆云云:“云间陆士龙。”荀隐道:“日下荀鸣鹤。”鸣鹤是荀隐的字别致的自我介绍，一时传为佳话，松江也有了云间的别称。后陆机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陆云也因受牵连遇害。

陆云存诗130余首，四言诗较多。多为赞颂、应酬之作，故多落入平庸。五言诗量少，确较特色，如《答兄平原诗》、《答张士染诗》，情谊深沉，简洁洗练。《晋书》本传载其所著文章349篇，又有《新书》十篇。《隋书·经籍志》录《陆云集》12卷。

与陆机、陆云几乎同时的，松江还出现了另一位著名的作家张翰。张翰，张良后裔，性格放纵不拘，时人将其比为“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号为“江东步兵”。 晋代八王之乱时，张翰借口秋风起，思念家乡的菰菜 ( 茭白 ) 、莼羹、鲈鱼，辞官回归故里。中国文学史也就有了“莼鲈之思”的美谈，这一典故也为后世松江人引以为傲。张翰创作颇丰，著有文章数十篇。

陆机、陆云、张翰似乎要在那个文学即将自觉的时代，用自己的文笔书写一段值得称道的松江文学史，或者是中国文学史。 更让人们记住那个时代里松江文学的辉煌，享受松江文学成就的骄傲。

第四节  《文赋》奇文光照汗青史册

这一时期的松江文学，除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外，还收获了一篇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理论论著《文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从各种文体中脱颖而出，不再是其他文体的附庸。文学创作也进入的自觉时代，人们对文学作为独特的门类有了特别的关注，但人们对文学创作的范围、过程以及文学创作与作者的关系等依然没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彼时《文赋》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陆机作为文学创作者对于文学理解的独特慧心和孜孜不倦探索的结果。

西晋时期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学创作的自觉时代，也是进入了中国文人努力追求文学审美的时代。《文赋》是陆机在深入体会文学创作之后的思考，它的出现体现了时代发展对文学创作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文学发展的必然。从《诗经》开始，无论是诗歌还是散文，还是小说、赋等文学样式的出现和发展，虽然随着时代的推进而不断丰富，但中国文学创作依然处于自发的阶段。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学终于实现了从自发到自觉的巨大转变，文学的审美追求开始从创作实践和创作理论上都有了新的突破。《文赋》的出现，正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标志性反映。《文赋》开创性地较为系统和完整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内部规律，在前人“诗言志”，即表达人的情感、突显政治教化功能基础上，肯定了诗歌的审美作用。强调了文学作品需要凭借灵感来创作的特点，提出了以想象为中心的艺术构思论。对于各种文体的基本特征上升为较为缜密的理论概括。在那个对文学刚刚开始自觉的时代，陆机的《文赋》能够做出这样的探索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他的认识的局限性随着文学理论的不断推进逐步体现出来，依然不能遮掩《文赋》透过历史尘埃闪烁的宝贵光芒。

《文赋》探讨了文章的缘起，指出了文学的写作动因：一是感于物，二是本于学。即对于外在自然万物的感受，从古书经典文学的继承。陆机用优美语言表达了自己观点，“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认识到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感受是生命的激动是创作的冲动，而既往的读书积累是创作根本。

《文赋》论及了构思，认为构思文章需要绝对放松自我，高度集中思想。实现由“意”体现“物”，然后由“文”达“意”。作者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任由写作主体驰骋想象，然后使得事物的情理由朦胧而清晰，形象鲜明，主题也因此鲜明。最后广采所学诸家精粹佳句，升华自己的表达，实现“意称物”，“文逮意”。

论及作构思中的灵感，“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应感”，即灵感，也即陆机所称“天机”。陆机描述了灵感来时，淋漓尽致，灵感去时的无可奈何。

论及构思，指出前提事排除干扰，思想高度集中，“精骛八极，心游万仞”，驰骋想象，构思达意，连缀成文，言不逮意”，追求文质并茂，相得益彰，避免“意不称物”，“文不逮意”。

论及文章的写作，强调要“选义按部，考辞就班 ”，结合文义、词性，形成大纲，以“警策”统摄全文。建构文章体系，立意追求新巧、言辞华美、声韵丰富。

论及文章不同体裁的各自特点，“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同时，也扭转了中国文论一直以来只关注“言志”的重心，转而关注“缘情”。

论及了文章的毛病，如内容匮乏，结构不够协调，余味不足，难以成文；词彩无力，辞意不合，折损文义；文章浮诡，情感虚空；文品不雅，辞情淫艳，媚俗失品；清淡寡味，缺少文采。

论及了文章的社会作用，指出文章具有“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的教化作用，虽然对文章的其他作用没有较好论述，但已较为可贵。

陆机本身为杰出的作家，他对于文学的论述显然总结于自身的文学实践，因此他的《文赋》具有相当高的理论价值。他对于文学内部规律的理解和认识，对构思过程及艺术表现过程、文学创作的标准等的论述对中国文学发展、对中国文论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也深深影响了后来的中国文学批评。同时，陆机用赋的形式表达对文章写作的看法，本身也是个创举。《文赋》不仅作为一篇文论，也作为一篇难得的文学佳作留存于中国文学史中。魏晋南北朝文学也因陆机的《文赋》而增添了独有的光彩。

第五节  唐宋元明文学薪火连绵

历史不会停滞，走过西晋辉煌的松江文学依然按照历史规律和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而缓缓前行。不得不说，隋唐以来的松江地处江南，远离中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它的文学发展也被长安、洛阳等文人云集的文化集散之地的光芒所遮掩，但由于松江独特自然风景也深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流连寓居，并留下了很多由衷赞美松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诗文，今天读来依然回味无穷。松江地处江南水乡泽国，径流漫溢，襟江佩泖，史称的“松郡九峰” 耸峙其间，可谓江南美景绝佳圣地。人民依水而居，恃舟而行，渔樵山水之上，播种于秀野之间。地处南北通衢之上，水陆因利乘便，民风淳朴自然，文化传播易于接受，几经时代更替，寺庙林立于城郭乡野。殿阁处处，鳞次栉比。香火袅袅，回荡街巷山林。烟雨楼台、秀美山川、神秘崇拜、丰饶物产、地灵人杰等无一不可成为文人抒发情感的对象，于是松江的自然风物于人文景观就进入到了文人的篇章和诗行之中，被反复吟咏。唐代大诗人李白心心念念松江的人文风物，在诗歌中表达出难以抑制的感怀，在他的《行路难三首》中就有“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的诗句。松江的风物掌故、轶事人文、绝美胜景，无一不在历史文化和文学典故中留痕。中国文学史上以小品文著称的作家陆龟蒙游历，面对松江的绝色美景、丰饶物产，不由发出了“三泖凉波鱼蕝动，五鹿春草雉媒娇”的感叹，对松江的钟爱溢于胸臆。唐代赵嘏更有《松江》诗：

松江菰叶正芳繁，张翰逢秋忆故园。

千里帆遮馆娃寺，一川风暖采香村。

潮声渐遇仙人宅，鹤市曾迷子夜魂。

我有五湖烟艇在，不堪残日动征鞍。

无须掩饰的是，松江在唐朝的政治版图上依然微不足道，隋唐时期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皆不在江南，而在中国的北方。对于当时的文学家们，松江更多的是游历观览的风景、来去的驿站，很少能够止其脚步，长居品味松江的韵味，因此此时的作品尚不足以形成可观的文学规模。但文学家们对松江的偏爱也可见一般。

时至宋代，江南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无论北宋还是南宋，始终处于来自北方少数民族的威胁之下。战乱使得北方，尤其事中原经济受到沉重打击，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的天平不得不逐渐向南方倾斜。中国南方，尤其是江南优越的自然条件彰显出绝对的优势。南渡之后，南宋政权依托江南得以苟且，大量宋代文人也随之南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南方的经济文化发展，显然松江也得益于中国历史上这个孱弱王朝的南移影响。这种文化的影响一直到南宋灭亡，元代兴盛。北宋大文豪王安石的目光曾聚焦松江，将自己对千古才子二陆的无限同情和惋惜寄托在那一座并不高大的小昆山之上。王安石在《昆山》诗中说，“玉人生此山，山亦传此名。 崖风与穴水，清越有余声。悲哉世所珍，山出受欹倾。 不如鹤与猿，栖息尚全生。” 更是感慨松江一脉江流，“来时还似去时天，欲道来时已惘然。 只有松江桥下水，无情长送去来船。”对历史遗迹的荡然无存，时光的逝去难以寻觅，表达了自己的感伤，“故物一已尽，嗟此岁年深。野桃自著花，荒棘自生鍼。芊芊谷水阳，郁郁昆山阴。俛仰但如昨，游者不可寻。”（《次韵唐彦猷华亭十咏其八陆机宅》）

然而，来去的过客终究不及久住的居民，爱松江也爱到了骨髓。诗人许尚世居松江，写下了《华亭百咏》（现存85首），尽情歌颂了松江的无尽美景，表达出诗人的依依爱恋。其中《湖桥》一诗云：

潋滟湖光好，荷风六月凉。

倚栏吟不倦，鱼鸟亦相忘。

松江六月的湖光秀色、旖旎风荷，给予诗人生命的冲动。诗人陶醉在家乡美景之中，诗意蓬勃，乐而忘返。

松江诗人唐询亦有《华亭十咏》，深得宋代诗人的喜爱，大诗人梅尧臣、王安石等纷纷和做，成为佳话。

华亭十咏•华亭谷

深谷弥千里，松陵北合流。

岸平迷书夜，人至竞方舟。

照月方诸泣，迎风弱荇浮。

平波无限远，极目涨清湫。

诗人将想象与现实景象融为一体，在弥漫的诗意里展示迷人的独特意境。宋代与之齐名的还有一位诗人凌岩。凌岩显然也是松江山水美景的陶醉者，在他是诗行间也流露出对于松江故乡的由衷赞美。诗人有“月落轩空人不见，野花山鸟自春风”（《佘山》）惬意，更有“林下雨晴春昼暖，松花薰得白云香”（《细林山》）的欣赏。生活在松江的诗人是幸福的，游历过松江诗人也是快乐和满足的。宋代松江文学传世虽然不多。但依然表现出相当的文学水平。比如姚述尧、李甲、卫宗武、储泳、陈若晦等等，也遗有诗词等留存。

时序至元，中华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历史时期开始。蒙古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将政治中心定为大都（北京），北方成为元朝统治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为了加强统治，将人划为四个等级，即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显然，地处江南的松江依然游离于统治政权目力可及的视野范围，而江南人的地位更为底下，并非统治者关注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江南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松江文学也得以缓缓地自我生长。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江南经济也有的较大的进步，松江这块移民文化丰饶的土地不仅留下了本乡的文人雅士，同时也吸引了在政治上没有出路的文人学子。他们共同讴歌日益复杂的生活的和情感，讴歌美好的松江。松江才女管道昇（一说为吴兴，今湖州）工书画，善诗词，28岁嫁给大书画家、诗人赵孟頫，赵孟頫因客居松江。夫妇二人，在松江演绎了一场你侬我侬的爱情戏剧，也写出了令人感慨的美妙诗篇。管道昇作《我侬词》“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  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  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  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与你生同一个衾，死同一个槨。”用松江民间俚俗般的语言，将男欢女爱写的蜜意浓情，依依难解，成了青年男女表达生死不渝爱情的民间圣经。情浓意浓，可不仅仅是管道昇诗歌创作的全部内容，我们看她的《渔父词》（第四首）“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一个大气豪爽，心胸壮阔的女诗人形象跃然纸上。难怪赵孟頫随即和作：

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木落五胡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才女管道昇用率真的性情和文采改造了自己的丈夫，将一个朝廷为官的士大夫的精神世界褪去了追名逐利的功利色，换上了烟波木叶的自然之色。而赵孟頫似乎更欢喜这样个改变，自觉地从官场蜕变成了一个淡泊名利的江湖客，而且沾沾自喜，喜从中来。

除赵孟頫、管道昇夫妇外，元代松江的杨维桢、陶宗仪是元代松江文坛的重要人物。

杨维桢(1296年—1370年)原为浙江诸暨人，字廉夫，名号有铁崖等十数之多。祖籍浙江诸暨，为人性情奔放、耿介狷直，对于做人以及文学有自己独到的观点，主张文学体现自然之性，事实上是开了明代“性灵派”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先河。杨维桢于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获中进士，然官场政绩平平，官职久居不迁，晚年隐居松江。

恰是隐居松江，开启了他文学创作的新阶段，著述颇丰。他的《泛泖》（《云间竹枝词》）诗体现了他出创作风格和性情为人。

天环泖东水如雪，十里竹西歌吹回。

莲叶筒深香露卷, 桃花扇小彩云开。

意境开阔，描绘细腻，如一幅画面舒展在读者眼前，不仅写出了松江之景，同时也写出了江南之味、水色之美，更写出了深爱之情。

对自然山水的热爱与多情，并没有改变杨维桢耿介正直的性情，反而老而弥坚。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明太祖朱元璋得知杨维桢的才华，特征召他去朝廷共修礼、乐之书，被杨维桢婉拒，并做《老客妇谣》，《老客妇谣》云：“老客妇，老客妇，行年七十又一九。少年嫁夫甚分明，夫死犹存旧箕帚。南山阿妹北山姨，劝我再嫁我力辞。涉江采莲，上山采薇。采莲采薇，可以疗饥。夜来道过娼门首，娼门萧然惊老丑。老丑自有能养身，万两黄金在纤手。上天织得云锦章，绣成愿补舜衣裳。舜衣裳，为妾佩，古意扬清光，辨妾不是邯郸娼。”   

借老妇人的深念旧情与老迈丑陋表达守志和推脱双重意愿，凸显不事二主之意，意切情真而又朴实明了。推辞不过，仅编修做罢即刻回归。时著名文人宋濂钦佩首肯，作诗点赞“不受君王无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钦佩之意溢于言表。杨维桢死葬松江天马上，与其好友钱惟善、陆居仁青松翠柏，坟茔相伴，松江人尽知，称“三高士墓”。如今游人至此，依然肃然敬拜。

杨维桢的诗歌创作横跨元明两代，作品也较丰富，我们通常能见到的就有680余首，成为我们研究元明诗歌和杨维桢本人的重要资料。

元末明处的作家陶宗仪（1316年——？），字九成，号南村，浙江黄岩人。早年应试不中，遂闭门著述。客居松江南村（邻近松江泗泾）时，著有《南村辍耕录》。文中称朱元璋的起义部队为“江南游军”、“集庆军”，佐证了该作品作于元末。《南村辍耕录》笔调通俗随意，但内容却非常详实生动。其间保存了大量的元代历史素材，包括元代的典章制度、历史人物、风物掌故等等，为后世研究元代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等等提供宝贵资料。收入我国历史教科书的著名纺织人物黄道婆就出于这部著作。书中《黄道婆》一文，不仅详实地记录了黄道婆对织机的天才改造，以及她表现出来的精湛的纺织技艺、复杂的纺织程序等，还饱含深情地表达对这位民间技艺死后寂寞的深切同情和惋惜。“松江府东去五十里许，曰乌泥泾，其地土田硗瘠，民食不给，因谋树艺，以资生业，遂觅种于彼。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线弦竹弧置按间，振掉成剂，厥功甚艰。国初时，有一妪名黄道婆者，自崖州来，乃教以做造捍弹纺织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以故织成被、褥、带、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未几，妪卒，莫不感恩洒泣而共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越三十年，祠毁，乡人赵愚轩重立。今祠复毁，无人为之创建，道婆之名，日渐泯灭无闻矣。” 《南村辍耕录》不仅在这类记叙性的文字表现出文学性，同时还辑录了一定数量的诗歌以及小说、戏剧、诗词、书画作品等相关本事，具有文学作品的生动性特征。他本人的诗文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还著有《南村诗集》、《说郛》、《四书备疑》等。

第六节 民族认同催动文学蓄势

元代结束统治，重新给了汉族政权一个再度辉煌的机会。中国封建社会王朝的发展因此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由于元代统治终结了千百年一直由汉民族封建政权的统治的历史，作为异族政权的统治显然缺乏广泛的民意基础。元代王朝灭亡后，重新回归于汉民族封建统治，强大的民族认同感推动了明初民众的民族向心力，使得明初统治者具有了一定的民意基础。同时，明初统治者吸取元代统治者的教训，明太祖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由于科学进步，各种生产技术也得到了飞速提升。纺织、制瓷、冶铁等手工业生产，不仅规模扩大，生产数量和质量也得到显著提升。手工业、商业，因此繁荣，城市规模和数量也得到逐步发展扩大。

明初统治者更是针对元代末年法度不严、纲纪不振的社会现实，严厉整肃朝纲，明申法度，纠正了混乱的朝纲，净化了世俗的风气。提倡士风唯谨，提升了官员对于政治利益及封建体制、封建集团整体的关注。抑制了豪强的产生，复苏了小农经济。社会风气得到了基本好转，社会逐步走向正轨，民生也得到了有效改善。

社会制度的恢复与重建，社会状况的好转与发展，都为明朝前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松江是农业、水路运输业等相对发达的地区，棉纺织业发展强劲，经济实力相对更强，经济的发展壮大，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和强大动力。

松江地区人文发达，悠久的历史，堪称灿烂的文化，无不影响着松江文学的发展。加之松江民风尚礼重文，诗书传家，更为明初文学的起飞提供了文化基础。总之，明初的松江文学正蓄势待发，以期迎来松江文学的发展高潮。

华亭张弼《雪航稿序》在梳理自“二陆”以来上海地区的作者之后，提出入明以后，知名的作家有顾禄、袁凯、管讷、张枢、张壁、吴哲等人：

“云间之文，二陆名世，晋室平吴，亦推称之不已，盛乎！……迨入国朝，顾谨中以雄肆环奇简知高皇帝，而有《经进录》行世。袁景文《在野集》之浑厚含蓄，识者谓远逼盛唐。管时敏《蚓窍集》之清丽优柔，谓可与袁方驾。他若张枢、张壁、吴子愚辈，亦各成家，有足传者。”

徐泰《诗谈》对明初松江府作家则举出了袁凯、吴哲、陈文东、顾禄，又举出成化时期的夏寅、曹泰、张弼等：

“云间袁凯师法少陵，格调高雅，奚止《白燕》。九峰三泖之秀，二陆卓矣，嘘其烬者，其海叟乎？时吴子愚（吴哲）、陈文东（陈璧）俱雅健，惟顾谨中（顾禄）醇雅，后则夏正夫（夏寅）、曹泰，惟张弼清俊，弼明珠数颗，举世宝之。”

袁凯(生卒年不详)，字景文，江南华亭人，元朝末年当过府吏，博学有才。他的诗古体学魏晋，近体学杜甫，但并没有一味拘泥于古法，颇具有自己意境。他的古诗作品《从军行》、《杨白花》等古朴激越，余韵悠然。他的近体《京师归至丹阳逢侯生大醉》、《采石春望》及《淮东逢张十二信》等，都有杜诗浑厚深沉、真挚含蓄之风"流出肺腑，卓尔自立"。《国雅一品》则评：“袁侍御景文才情遒拔，往往有奇语，尤贤于咏物”。何景明等认为“明初诗人，以凯为冠”。

江上早秋

靡靡菰蒲已满陂，菱花菱叶更参差。

即从景物看身世，却怪飘零枉岁时。

得食野鸥争去远，避风江鹳独归迟。

干戈此日连秋色，头白犹多宋玉悲。

有一次，在江南名士杨维桢的席上，有人展示一首《白燕》诗，杨维桢对诗中“珠帘十二”、“玉剪一双”等句十分赞赏。但袁凯却说，“诗虽佳，未尽体物之妙”，然后呈上自己所做的《白燕》诗。当杨维桢读到“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仍未归”等句，“维桢大惊赏，遍示座客。”从此，袁凯有了“袁白燕”这个美称。

白燕

故国飘零事已非，旧时王谢应见稀。

月明汉水初无影，雪满梁园尚未归。

柳絮池塘香入梦，梨花庭院冷侵衣。

赵家姊妹多相忌，莫向昭阳殿里飞。

此诗首联华勇刘禹锡“旧时王谢堂前燕”诗句触题，展现其所沉积的历史文化背景，深化丰富了内涵；第二、三两联写燕体之白，并且以柳絮、梨花等洁白的景色，造成典型意境，衬托白燕；尾联笔锋一转，用拟人化的奇想，鼓励白燕洁身自重，尤见诗人殷殷之情。

袁白燕因《白燕》名声鹊起，但人生却波折不断，尤其是后半生艰难屈辱。《明史·文苑》里有袁凯的传略，在短短二百余字中，除了交代他生平行状外，记述了他一生中的两件大事。第一件是有用之举，他看到朱元璋轻易杀戮功臣，便委婉上言：“诸将习兵事，未悉君臣礼，请于都督府延(请)通经阅古之士，令诸武臣赴都堂听讲，庶得保族全身之道。”朱元璋采纳了他用心良苦的建言。第二件事则是因建言而引得朱元璋的猜忌折磨。

华亭学者陆深《金台纪问》中记载： “太祖怒，下之狱”。三天后又放了他，仍让他当御史，每天临朝，朱元璋就指着他说：“是持两端者! ”在这种情况下，袁凯不得不在上朝过金水桥时装疯，“仆地不起”。朱元璋说:“风疾当不仁。”让人用木匠钻扎他身体，“凯忍死不为动”。这样，朱元璋才放他回老家。一回到华亭，袁凯“铁索锁项，自毁形骸”。朱元璋仍不放心，说“东海走却大鳗鲡”，派人到华亭宣旨，“起为本郡儒学教授”。袁凯“瞠目视使者，唱《月儿高》曲”。使者回复说袁凯真疯了。但朱元璋仍然不信，又派特务跟踪观察。于是，袁凯“使家人以炒面搅砂糖，从竹筒出之，状类猪犬下，潜布於篱根水涯”， “匍匐往取食之”。这样，朱元璋才相信他真的疯了，才换得寿终正寝的结局。

题李苏泣别图

上林木落雁南飞，万里萧条使节归。

犹有交情两行泪，西风吹上汉臣衣。

客中夜坐

落叶萧萧江水长，故园归路更茫茫。

一声新雁三更雨，何处行人不断肠。

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得袁凯诗作，言及现实得作品很少，只于个别作品中有隐晦、曲折的表露。他较为成功的作品，大多抒发个人情怀，描述旅人思乡之篇。此类佳品尚有《京师得家书》、《淮西夜坐》等。《客中除夕》则以飘泊异乡的旅人身份来写战乱之苦，远离故土的幽情思绪尽出，情真意切。。

京师得家书

江水三千里，家书十五行。

行行无别语，只道早还乡。

淮西独坐

萧萧风雨满关河，酒尽西楼听雁过。

莫怪行人头尽白，异乡秋色不胜多。

客中除夕

今夕是何夕，他乡说故乡。

看人儿女大，为客年岁长。

戎马无休歇，关山正渺茫。

一杯柏叶酒，未敌泪千行。

第七节 明初之冠高启慷慨挥笔

明代以前，文人团体的结合往往是具有较多共同特点的作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而成的。他们大多是为围绕当时的文学大家或权势人物组成圈子。

但是，进入明代，尤其是元末明初，在社会动荡的情势下，文坛涌现出对人心思治、对英雄崇拜的思潮。这一时期的文人，在精神上较前代更为开放，他们富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意识，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他们所形成的文学团体则更为开放。这一点，在物产富庶的松江地区显得尤为突出。

明代初年，在“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以及李东阳等台阁文士的引领下，文人们更多地以趣味相投、主张相合而自相结合。例如，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明初十才子”便是如此。其中，隐居松江的高启则尤为突出。

高启(1336年-1374年)，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文学家。字季迪，号槎轩。元朝末年，高启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他才华高逸，学问渊博，与刘基、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他与杨基、张羽、徐贲被誉为“吴中四杰”，时人将他们比“初明四杰”。同时，他又与王行等人号“北郭十友”。和宋濂、刘基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

《明史》中是这样记载他的：

“高启，字季迪，长洲人。博学工诗。张士诚据吴，启依外家，居吴淞江之青丘。洪武初，被荐，偕同县谢徽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官，复命教授诸王。三年秋，帝御阙楼，启、徽俱入对，擢启户部右侍郎，徽吏部郎中。启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

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

阴险忌刻、猜忌之心甚重的朱元璋并不喜欢高启。虽然朱元璋在高启辞户部侍郎时，假仁假义地赐白金放还，但是高启与新朝不合作的态度让帝王耿耿于怀。

不过是闲暇之作的《题宫女图》、《青丘子歌》被朱元璋嫉恨，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记恨在心。

“且放疏狂醉杯酒，圣恩元许作闲人”的高启也明白，所谓的“安居”吴中，其实不过是苟且偷生。高启之作《孤雁》中所表现出的孤独、彷徨、惊恐之感正是其一生凝聚于心的痛苦。

衡阳初失伴，归路远飞单。

度陇将书怯，排空作阵难。

呼群云外急，吊影月中残。

不共凫鹥宿，蒹葭夜夜寒。

高启才思俊逸，诗歌多有佳作，为明代最优秀诗人之一。

念奴娇·自述

策勋万里，笑书生骨相，有谁曾许。壮志平生还自负，羞比纷纷儿女。酒发雄谈，剑增奇气，诗吐惊人语。风云无便，未容黄鹄轻举。

何事匹马尘埃，东西南北，十载犹羁旅。只恐陈登容易笑，负却故园鸡黍。笛里关山，樽前日月，回首空凝伫。吾今未老，不须清泪如雨。

长期“安居”于乡间,因此，他的很多诗歌是在描写农民劳动生活。比如：《捕鱼词》、《养蚕词》、《射鸭词》、《伐木词》、《打麦词》、《采茶词》、《田家行》、《看刈禾》等等。

这些诗作并没有把田园生活过分地理想化，反而客观冷静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阶级剥削和人民疾苦。如《湖州歌送陈太守》写：草茫茫，水汩汩。上田芜,下田没,中田有麦牛尾稀，种成未足输官物。侯来桑下摇玉珂，听侬试唱湖州歌。湖州歌，悄终阕，几家愁苦荒村月。又如《练圻老人农隐》、《过奉口战场》、《闻长枪兵至出越城夜投龛山》、《大水》等诗，细致而真实地描写了农民在天灾兵祸下的深重苦难。

隐居于松江的高启，也为这片可爱的土地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

赠松江张主簿

离离平阜禾，纂纂横林来。

客行爱乐土，秋脆华亭道。

停烛存纺迟，鸣榜潭渔早。

借问何能然，年来县官好。

另有《送张倅之云间》一诗，有“鲈乡亭前枫叶稀，读书堆下征雁飞”、”别意方留江上杯，离心已挂云间树”等句，《顾野王基》一诗，有“应与读书堆，离离总秋草”等句。

高启的诗集有《吹台集》、《江馆集》、《风台集》、《娄江吟稿》、《姑苏杂咏》等，凡二千余首，自选定为《缶鸣集》十二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高启“诗天才高逸，实踞明一代诗人之上。其于诗，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凡古人之所长，无不兼之。振元末纤秣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有力”。而清代赵翼在评价高启的诗歌作品时说 “使事典切，琢句浑成，而神韵又极高秀，看来平易，而实则洗炼功深”。

第八节 飘逸俊才朱芾潇洒泼墨

高启曾作《寄云间朱国史同宿左掖约至江上见访二首》。这位朱国史，也是华亭人。即朱芾，字孟辩，自号沧洲生。明洪武初（公元1368年－1398年），翰林院编修改中书舍人。

朱芾少从杨维桢交游，擅诗文，才思飘逸，千言立就。

自题芦洲聚雁图

夜窗听雨话巴山，又入潇湘水竹间。

满渚冥鸿谁得似，碧天飞去又飞还。

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宋濂乞骸骨归，朱芾为其纪事，作诗相送，其一曰：

天语丁宁出紫微，特将文绮赐卿归。

爱卿秉志如金石，留取裁成百岁衣。

陈田《明诗纪事》中收录了朱芾的诗作三首（《寄张子政》、《为志学聘君题惠麓秋晴图》、《自題芦洲聚雁图》）。

寄张子政

野政老人隐者流，清溪绕屋似愚沟。

自编蒲叶作素简，时泻松花洗玉舟。

仲连未遽蹈东海，孺子还复栖南州。

别来清事想不废，诗成应画李营丘。

为志学聘君题惠麓秋晴图

第二泉头坐晚晴，满林松籁杂溪声。

涤烦老去卢鸿一，谢俗归来卫叔卿。

未必《茶经》随火化，拟寻茅屋待春耕。

卧游画里违清赏，裹茗它年石上烹。

自题芦洲聚雁图

夜窗翦烛听雨，偶阅叔升钱君所画古木寒鸦小景，不觉技痒，因写《芦洲聚雁》以配之。适友人黄德谦在座，曰：“似潇湘水云景也。昔年过二妃庙，今复观此图，恍若重游，但少苦竹丛深耳。＇予遂添丛篠于其间，殊有天趣。并赋诗一绝云：

夜窗听雨话巴山，又入潇湘水竹间。

满渚冥鸿谁得似，碧天飞去又飞还。

朱芾嗜藏古文奇字、名公金石碑刻，尤善文字学。工四体书，清润道劲，“诚有风度”（何良俊《四友斋丛说》）。朱芾也缠上绘画，他所画芦雁，极潇湘烟水之致；同时也画山水及人物白描。他极嗜藏古文奇字、名公金石碑刻，尤善文字学，擅长四体书，清润道劲。

第九节 灜州遗叟钱溥淋漓抒怀

钱溥（1408年-1488年），字原溥，号九峰，别号灜州遗叟。松江华亭（今属上海）人。

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进士，因蔷薇露诗称旨，受检讨，迁左赞善，出使安南。小楷行、草俱工。

钱溥曾修《寰宇通志》，历升侍读学士，编修《大明一统志》。后起掌南京翰林院事，进南京吏部尚书，辞官致仕。尝与巡抚周文襄公论便民条约，复移书侍郎李某论积荒、召佃、煎盐水、次仓四事，多见施行。（《（光绪）重修华亭县志24卷》重修华亭县志卷十四）

钱溥曾作词应和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前有序，云：“小横山在横云山东，……上多叠石，多万年松。……由绝顶至东北，皆峰峦隐起，壁立数仞，色尽赭，游人呼为“小赤壁”……前有石，可踞而坐。下瞰小涧，亦九峰奇绝处也。”

词曰：

“三江既入，到今来，谁是风尘表物？秀列九峰非夏口，亦有丹崖翠壁。烟锁平原，云横积石，欲吊情何雪！时归典午，可怜失此双杰。

何异孟德当年，艨艟蔽岸，一炬东风发。万古功名同一梦，只有文章难灭。夜静江空，犹闻鹤唳，耸起人毛发。坡仙如在，要分两处风月。”

据传，词作毕，钱溥曾说：“可惜苏老先生没看到晚生五百年后的这首词。”钱溥还善书，楷、行、草俱工、属宋克一派。名山胜境，到处都有他字迹的镌刻。他尤其善于交际，不论贵贱，与他相见都感到愉快，所以人们都倾心仰慕他。

我们不难看出，在明朝前期，松江已经逐渐成为众多重要文学群体孵化的暖房。具有文学影响力的人才，从此地、从此刻开始不断涌现汇集，松江文人在明代文坛上逐渐走向成熟与辉煌，松江文学也蓄势待发，势将迎来松江文学更大的发展。

第十节 经济蓬勃孕育文学腾飞

明代，是古代松江社会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商品经济十分活跃，总体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明朝统治者实行的若干有利于手工业和商业发展的措施，例如，将手工业工人从工奴制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自由趁作”；降低商业税率，规定“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等。而南北大运河的贯通，有力地促进了松江经济的交流和发展。到明代中期，官方认可的抑商政策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松动，工商势力重新开始活跃，特别是江南一带的织造“机户”争相崛起，松江府到了嘉靖年间已是“比户皆工织作，转贸四方”。

除了在经济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发展，明代的松江府在文化上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大批文人士大夫以及贵族在经历了元末的战火纷飞，生灵涂炭后纷纷南下，寻求避患之地。而位于长江口南岸的冲积平原上的松江府，是举世闻名的江南鱼米之乡，加之深厚的人文底蕴，松江成为了文人士大夫避患的重要选择。例如：赵孟頫、杨维桢、陶宗仪，他们的到来以及产生的深远影响，令明代松江文学备受瞩目。

华亭何良俊称：“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于苏州并称，显富繁亦不减于苏”。经过一定时间的财富和文化的积淀，松江府中一些以科举或商业起势的高门大族，不仅拥有了豪华的园林宅第，收藏了丰富的文物典籍，结交了众多的文人雅士，更是培养了众多或文化修养很高的文人，或身居高位的官吏。与此同时，明代松江府的教育事业也在经济的带动下备受鼓舞，地方官员和乡绅越发地重视学校的建立和学生的培养。

至此，松江府形成的科举教育之风，加上高门大族和文人雅形成的文化交流，使得松江府产生了经济结构和社会风俗的变革，推动了文化的蓬勃发展。

仅明嘉靖二十三年松江府便出了五个进士（宋贤、王会、彭应麟、袁福微、杨允绳）；嘉靖三十五年也出了五个进士（杨道亨、赵灼、杨铨、姚体信、夏时，其中三人是华亭人）；嘉靖四十四年，则出了八个进士（潘允哲、陆树德、张明正、乔懋敬、徐汝翼、陈懿德、王圻、李自华，其中四人是华亭人）。有明一代，仅华亭一县至少出了三个状元（钱福、唐文献、顾凤翔）这样庞大得惊人的进士群体，是一道人文景观，是松江历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历史底蕴的有力证明。

第十一节 锦绣文田文豪写手并秀

得天独厚的生存条件，优良的文化环境、诗书传家文化传统以及松江人对文学的独特偏爱，都深刻影响着松江文学的发展。松江文学仿佛得到了最佳的发展环境，明朝中期的松江文坛，仿佛群雄逐鹿，人才辈出，杰出者比比皆是。

张弼（1425年-1487年），字汝弼，晚号东海翁。华亭人。

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罗伦榜（此年罗伦为会试第一名，故以其名名榜）进士。罗伦因言语触犯大臣面离开京城，张弼慷慨作诗为其送行。寄慨于世道聩盲，不辨真伪，价值颠倒。

假髻篇

东家美人发委地，辛苦朝朝理高髻。

西家美人发及肩，买妆假髻亦峨然。

金钗宝钿围朱翠，眼底何人辨真伪？

 夭桃窗下来春风，假髻美人归上公。

南安府处于两广要冲之地，一些亡命之徒聚集山谷为害百姓。张弼上任，将其全部征平。有歹徒诬人劫财，陷害一家数人于死地，张弼立即辨明冤案。大庾岭是商货进出之地，百姓一向从中得利。后来商货通道被南雄占有，于是造成大庾岭的贫困。张弼通过当政者将其作了调整，使双方得利。又因为这里道路坎坷，他取用商税雇佣民工修路建桥，铺石二十多里，以方便行人。他拆毁淫祠，兴办社学，为张九龄、刘安世、周敦颐、二程（程颐、程颢）及李纲等先贤建祠。筑铁汉楼、风月台，以昭示学者风范与标准，风俗为之一变。在南安任上，曾有两户人家为耕牛之死而引发争斗。张弼查明案由，提笔判决：“两牛相争，一死一生，死者分剖，生者同耕。秋收成熟，卖价平分。均无罪。”人们佩服他的机智和公正。

成化二十年（公元1484年）张弼因病致仕，民众在大庾岭下建立了他的生祠以示敬仰，又数次向县府官员传文问候安否。成化二十三年（公元1487年），张弼去世，享年六十三岁。  

张弼品格高尚，胸怀坦荡，注重身体力行，以节操自律。他的《寄内》诗中写到:

 四儿六岁五儿三，莫把肥甘习口馋。

清白传家无我愧，诗书事业要人担。

三餐淡饭何须酒，一箸黄虀略用盐。

闻说有人曾饿死，算来原不为官廉。

他曾为去北京参加会试的儿子赠诗，并被传诵一时：

出宋南安便道归，治装送尔赴春闱。

舟车到处须防险，爵禄随天每慎微。

直道逊词真要诀，权门利路是危机。

传家保世惟清俭，富贵休忘着布衣。

《明日歌》的作者钱福（1461年-1504年），明代状元，字与谦。南直隶松江府华亭（今上海松江）人，生于明英宗天顺五年，卒于明孝宗弘治十七年，终年四十四岁。因家住松江鹤滩附近，因此自号鹤滩。

钱福自幼天资聪敏，才思过人，七岁即能作文。少年时即为名秀才。他与同县的顾清、沈悦被乡人称作“三杰”。他曾游小赤壁，对客放歌：“六丁拔出天地骨，一柱镇压东江东。”那时的人都认为这是奇句。

成化二十二年举人。弘治三年进士第一名及第（状元），殿试中对策三千余言，词理精当，全无草稿。后任职翰林院修撰，但他更致力于诗文。据时人记载，他才高气奇，数千言立就，词锋所向，无人可与抗衡。擅长八股文，王夫之将其与王鏊齐名，并称为“钱王两大家”。

钱福天性坦率，甚喜饮酒，每饮至醉，却时常语出伤人，因而不为同列所容，时常遭受他人的谤议。弘治六年任会试同考，在此之后便托病告归，从此不再出仕。

清代钱泳在《履园丛话》中评价他：“后生家每临事，辄曰：‘吾不会做。’此大谬也。凡事做则会，不做则安能会耶？又，做一事，辄曰：‘且待明日。’此亦大谬也。凡事做则会，若一味因循，大误终身。家鹤滩先生有《明日歌》最妙。”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

世人若被明日累，春去秋来老将至。

朝看水东流，暮看日西坠。

百年明日能几何？请君听我明日歌。

这首诗直白质朴，内容很浅显，所要阐述的道理亦是人人皆知的，只不过，作者用诗歌的形式将之表述出来，语言流畅，富有说服力、震撼力。

从古至今，惰性似乎是绝大多数人都无可逃脱的弊病。人们总是将“明日”当成一个借口去逃避眼下应该立刻解决的问题，从而放任自己的懒惰，直到“万事成蹉跎”时才后悔不已。作品题为《明日歌》，作者所说“百年明日能几何”，最重要的不是明天，而是要好好地把握现在。

 是啊，人生有多少明日，如果事事都推给明日，那么整个人生就这样白白度过了。“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人间清醒啊！作者以自身为例，说明“今日事，今日毕”的重要性，其实人的一生是短暂的，没有那么多“明日”，最重要的是抓住“今日”，这样才不负苦短的人生。

陆深（1477年-1544年），初名荣，字子渊，号俨山，明代文学家、书法家。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史》是这样记载他的：

陆深，字子渊，上海人。弘治十八年进士，二甲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刘瑾嫉翰林官亢己，悉改外，深得南京主事。瑾诛，复职，历国子司业、祭酒，充经筵讲官。奏讲官撰进讲章，阁臣不宜改窜。忤辅臣，谪延平同知。晋山西提学副使，改浙江。累官四川左布政使。松、茂诸番乱，深主调兵食，有功，赐金币。嘉靖十六年召为太常卿兼侍读学士。世宗南巡，深掌行在翰林院印，御笔删侍读二字，进詹事府詹事，致仕。卒，谥文裕。深少与徐祯卿相切磨，为文章有名。工书，仿李邕、赵孟頫。尝鉴博雅，为词臣冠。然颇倨傲，人以此少之。

弘治十八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遭刘瑾忌，改南京主事，瑾诛，复职，累官四川左布政使。嘉靖中，官至詹事府詹事。卒，赠礼部右侍郎，谥文裕。陆深书法遒劲有法，如铁画银钩。著述宏富，为明代上海人中绝无仅有。

秋怀（四首）

碧草幽花满故园，南山卧对久忘言。

年来行李书千卷，老去生涯水一村。

已辨弓蛇还石虎，母烦怨鹤与惊猿。

秋光更比春光好，蜂蝶纷纷不到门。

斗帐香消病骨轻，少年忆得赋秋声。

青藜火暖西风劲，白玉堂深昼漏清。

上帝云霄陪绛节，仙人星汉湿金茎。

高山流水空瞻溯，只恐涓埃报未成。

六代三吴业已荒，英雄遗恨水茫茫。

试量秋与愁多少，始信年随鬓短长。

江上野凫争得食，山中丛桂早含霜。

长门本为黄金赋，赋就长门却自伤。

一翻风雨报园林，岸柳汀蒲半不禁。

兔魄渐随华月满，凤栖应恋碧梧阴。

清商律应笙歌细，白苎功多箧笥深。

起向推移占物候，为谁先有岁寒心。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陆深也有很高的评价：“今观其集，虽篇章繁富，而大抵根柢学问，切近时理，非徒斗靡夸多，当正嘉之间，七子之派盛行，而独以和平典雅为宗，毅然不失其故步，抑亦可谓有守者矣。”《总目》又谓“深最留心史学”。

陆深性情耿直，在《传疑录》一书中，针对明代宗禄之弊，他详细叙述明宗室恩薮等杀之制，这些都是研究明中叶宗室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此外，在陆深的杂记和日记中，论明代史事得失与当时故实，俱有精辟见解。如在《淮封日记》中，录马中锡抚贼事，较《明史》所载更完备。

夜坐念东征将士

长河乘夜渡貔貅，兵气如云拥上游。

大将能挥白羽扇，君王不爱紫貂裘。

十二关山齐故国，百年疆域汉神州。

不眠霜月闻刁斗，自启茅堂望斗牛。

陆深认为，“士君子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经济”。他指出：“士贵博古，亦要通今。博古而不通今，无用之学；通今而不博古，无体之学。”，“文章虽小技，要之天地灵秀之气，籍吾泄之笔端，苟不出之胸襟，何名作家？”

正因为陆深的文章既富文采，又有经世之用，因此，他的许多文章被收入明陈子龙等人所编写的《明经世文编》中。

吴履震在《五茸志逸》中就把陆深与元代陶宗仪相提并论，他说：“吾乡自陶南村撰《辍耕录》及《说郛》，嗣后，陆祭酒俨山最称博雅。”

第十二节 豪门世家尽展文学盛宴

中国文学与家族关系十分密切。名门望族诗礼传家，子弟大抵如芝兰玉树，雅擅吟咏。如东晋王、谢家族，北宋眉山苏氏家族，明清时期华亭陆氏家族等等，均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其实，早在东汉，以华亭陆氏、顾氏两大姓为首的“云间望族”便已拥有响亮的名声。“其在江左，世多显人，或以相业，或以儒术，或以德义，或以文词，已著于旧志矣”。

其中，陆氏家族中的陆机、陆云以文才斐然。陆氏家族与文学的内在结合是云间名门望族与文学的第一次结缘，它对后世望族文学影响深远。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江南经济文化的蓬勃发展，以及对教育的重视。云间望族如雨后春笋一般崛起并繁盛。明末清初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中有所记载，当时仅仅是松江府一郡的名门望族就达67家之多。而一般的望族便是更多。这些望族的集中涌现，对明清时期松江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曾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

其中，松江府云间派的异军突起，成为文化史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云间派作家群体的形成是以云间望族成员为核心的。这些望族几乎都是由科考起家的官僚缙绅、乡绅等士大夫支撑的。例如：陈子龙的父亲陈所闻是进士，自己也是进士；李雯的父亲李逢申是进士；宋徵與家族更是华亭大族，他的父亲宋懋澄举人出身，颇有文名于当时，著有《九箭集》；夏允彝、杜麟征都是进士出身。因此，明末云间文学也逐渐呈现出群体家族的整合发展的特点。这里我们重点介绍徐氏、陆氏、夏氏三族。

徐阶(1503年-1583年)，字子升，号少湖，一号存斋。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市松江区）人。明代中期名臣，嘉靖后期至隆庆初年任内阁首辅。

嘉靖二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徐阶人生是一出大戏。他曾密疏揭发咸宁侯仇鸾的罪行，且擅写青词为嘉靖帝所信任。和严嵩一起在朝十多年，谨慎以待；又善于迎合帝意，因此久安于位。嘉靖四十一年，徐阶得知嘉靖帝对严嵩父子的不法行为已有所闻，于是命御史邹应龙参劾，最终使严嵩父子倒台。随后，徐阶取代严嵩成为首辅。累官至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明穆宗时致仕归家。万历十一年，徐阶病卒，赠太师，谥号文贞。

徐阶著有《世经堂集》《少湖文集》等。华亭陆树声《世经堂集序》中谈到他：“今观公论讓，上自经济，下迨酬应，鸿距纤细，体裁各备，亦何闽览博肆而言之胎耶！”同县陈子龙也在《皇明诗选》中称：“徐公济世之士，其诗不专台阁。”

徐阶，堪称经世之才，论文重在道德，重视文字所系的人文世道。

感兴二首》（其一）

烈风振黄尘，长夜何飕飕。

浮云东南来，各有雨雪谋。

美人金玉姿，煢煢倚高楼。

宝玦双明珠，欲致道阻修。

严霜瘁百草，荏苒岁已周。

寒暑互代谢，日月无停辀。

至理谅斯存，耿耿生百忧。

冥冥双飞鸿，可望不可求。

    在对家传教育极为重视的华亭，徐阶家族的繁盛与成功备受称赞。明末清初叶梦珠《阅世编》曾极言徐阶家族的繁盛：

“吾郡自嘉、隆以来，替缨之盛，莫如徐氏。徐始文贞太师阶，达斋司寇陟，兄弟公御以後，甲科任子，相继显庸。崇祯初，文贞之曾孙澹甯本高，以思袭朋林，历官都督，晋爵太傅，追褒四代，八世一品，同郡罕比。”

弟徐陟，字子明，号望湖，已更达斋，晚又更觉庵。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累官至刑部侍郎。他临事刚正果断，二十年正直为官，从未有丝毫徇私枉法之事。五次转任官职，都是南下，从不凭借门第而越级晋升官位。他任职于军队时，住勾籍以便查考征兵滥补的弊端；任太仆（掌舆马及牲富之事的官员）时，修缮废坠的马厩畜棚，以便使这些设置面貌一新；在兵部任职时，他发现太监常额外勒索宝坻县的鱼，便疾言厉色予以禁阻。去世后，朝廷恩赐祭祀与安葬，表彰其品格高尚。所在郡县因诸生及父老请求，将他作为乡贤建祠祭祀。

长孙徐元春，明松江府华亭县人，明内阁大学士。万历二年，第二甲进士，授任刑部。一生之铭语：“毋躁进，毋上人，毋标榜立门户。”万历十一年官太常卿，请赐祭典于朝，并及祖母沈氏。沈氏以夫徐阶尊，初封孺人，再赠恭人，累赠一品夫人。

陆树声(1509年-1605年)，字与吉，号平泉，华亭人。嘉靖二十年会试第一，得中进士，被选为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因父亲病重回乡，服丧三年。其后数次辞官，又被起用为太常卿，掌南京祭酒事。他管理严格，亲拟学规条教十二章，训励诸生，为朝廷所看重。

陆树声狷介耿直，在位时尽心尽职。最为人称道的是他的敢于直言。当兵部为安抚边境少数民族，要求增加岁币，已拟照准，但陆树声坚决上疏劝止。力陈当今四方灾情严重，提出“循旧章、省奏牍、慎赏责、防壅蔽（防止奸人的蒙蔽）、纳谠言（采纳正直的忠告）、崇俭德、揽魁柄（大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别忠邪（分清忠臣和奸贼）”二十四字的方策，得到皇帝的嘉许和采纳。后因故辞朝时，树声还奏陈时政十事，其中有“用内侍以给扫除，而防落之渐不可防；优外戚以示眷异，而非分无厌之求不可不节”（重用太监要当心大权旁落，优待外戚要注意节制他们贪得无厌的要求），语多切中时弊。清末陈田对陆树声评价颇高：“文定清望，有东汉人风，诗亦蕴藉，称其为人。”

陆树声对子弟后学的影响极为厚重。他门生盈门，兵部尚书袁可立、礼部尚书董其昌皆其得意门生。

万历五年，陆树声延请董其昌馆于其家，教授他的儿子陆彦章。董其昌也因此得以从学于陆树声，尊其为“恩师。”陆树声致仕家居，精于禅理。董其昌书房名为“画禅室”，可以见“沉酣内典，参究宗乘”参禅问道的倾向，可见陆树声对于后辈的影响之深。

陆彦章（1566年—1631年），字伯达，是陆树声年逾五十才得的儿子，师从董其昌。与此同时，在陆家私塾寄读的还有千里之外的睢阳人袁可立。后来董、袁、陆三人于万历十七年己丑科一起考中进士。陆氏一门进士及第者便占了当年全国大比的1%，堪称是陆树声家门的荣耀。尤其是那个异地不远千里来此拜师借读的袁可立后来官至兵部尚书大司马，董其昌官至礼部尚书大宗伯，陆彦章则官至南京刑部侍郎。陆彦章的《雨夜》三首，堪称佳作。

木叶疏疏灯长，酒醒风而到医床。

明朝市街头望，溪水应添儿尺强。

一片秋光通夜生，凄凉客思梦还惊。

烛花落尽更筹远，惟有寒蛋送而声。

闭门的日怕冲泥，药笼全荒水拍堤。

道绳十年鸣佩侣，五更风而候晨鸡。

夏允彝（1596年—1645年），字彝仲，号瑗公，松江华亭人，夏完淳之父。

万历四十六年举人。他与同郡陈子龙、徐孚远等人结成“几社”，并和陈子龙齐名，世称“陈夏”。崇祯十年进士，任福建长乐县知县，能体恤民情，革除弊俗。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室福王在南京监国，任命他为吏部考功司主事。弘光元年，清军进攻江南，夏允彝与陈子龙等在江南起兵抗清，兵败后于同年九月十七日投松塘死，时年50岁，谥“忠节”。著有《夏文忠公集》《私制策》《幸存录》等。

    面对清兵入侵，大明的一连串的失败，夏允彝决定要自杀殉国。松江清军主将早已听闻夏允彝的大名，表示只要他投降并出任伪朝，便许诺一定会给予甚为最贵的官位。这位清军将领还表示，即使夏先生不愿新朝为官，出来见一面也行。但是，夏允彝以“贞妇”自比，在门上大书道：“有贞妇者，或欲嫁之，妇不可。则语之曰：‘尔即无从，姑出其面’。妇将搴帷以出乎？抑将以死自蔽乎？”清楚明白地表达了自己忠贞坚定、不事二朝的决心。

写完此语，他给好友陈子龙等人写信交待后事，然后平静与家人诀别。他特意把尚未完成的文集《幸存录》交到独子夏完淳手中，叮嘱他毁家饷军，精忠报国。

弘光元年九月十七日，夏允彝遣散家人，提笔写下绝命诗而后从容自投松江塘而死：

“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南都既没，犹望中兴。中兴望杳，安忍长存？卓哉我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悫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警励后人！”

史书中记载，夏允彝的自杀是形同日本人仪礼性的剖腹自杀，他的兄、子、妻妾家人，都肃穆哀恸地立于水滨观视。

真实的松江塘水很浅，只达夏允彝腰部以上，这位文学才子、忠心之臣生生将自己的头深扎于水中，最终呛肺而死。死时，他背部的衣衫竟然都未沾湿，就这样，为大明生祭。面对这样的场景，身为儿子的夏完淳肝胆欲裂，而他也更加坚定了自己誓死报国之心。

夏完淳(1631年—1647年)，明崇祯四年生于华亭。从他懂事时起，他的父亲夏允彝便开始就教他四书五经、天下诗文。夏父极重视爱国、忠义方面的教育。而父亲及其朋友们身体力行为匡救天下，恢复优秀儒家传统和明朝阉党进行斗争的情景更是给了他现实的教育。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夏完淳与同县友人杜登春等人组织“西南得朋会”（后改为“求社”），成为“几社”的后继。弘光元年，清兵下江南，完淳年十五，随父、师在松江起义抗清。失败后，夏父投水自杀，夏完淳追随陈子龙与太湖义军联系，参谋义军领袖吴易军事，继续从事抗清救囯活动。不久，太湖义军被包围消灭。完淳泅水脱险。抗清意志坚定不移。因痛心国事，作《大哀赋》。

《大哀赋》（节选）

    呜呼！余生于烈皇之年，长于圣安之世，佐威虏以于征，从长兴而再起；追怀故君，何臧何否。言念相臣，何功何罪。或旰食而宵衣，或坠簪而遗珥，或麦饭以自尝，或肉糜之勘耻。推本先朝，追原祸始，神祖之垂拱不朝，熹庙之委裘而理，罪莫甚于赵高，害莫深夫褒姒，惟屈氂下之狱，舆朱浮之赐死，虽大臣之无刑，非圣人之得已。至于五世伦宗，三朝旧事，指触瑟为良规，斥采芝为佞轨。使腥秽之北风，陷泥涂于南纪，殷深源之方略空空，王夷甫之风流尔尔。若乃威虏偏裨，长兴文吏，原非将帅之才，未有公侯之器，兴怀鸿鹄之形，颇见龙蛇之志，日日胡床之卧，夜夜钧天之醉，既一战之未申，渝九死而靡悔。黄土一抔，丹青万禩。

余草木门庭，旂常家世，家淑人黄鹄之悲，先文忠白虹之气，非无德曜之妻，尚有文姬之姊，衣冠连于杜曲，姓氏通夫槐里。寄食无乡，望尘有地，范丹之甑长寒，卞彬之虱未弃，达士穷途之悲，壮夫歧路之泪。载念簪缨，言怀邦国，恨欲言而声已吞，愁将诉而泪沾臆，何必雍门之琴，无假武陵之笛。日月如驰，亲朋不识，独剑空囊，三江浪迹。人容鼓吏之狂，世笑愚公之癖，混缁羽之高贤，结屠箫之豪客，三桑生再浴之期，一饭有千金之值，望旧乡而云影苍苍，吊故垒而风声恻恻。蒋诩之径不开，王猷之舟时出。秋水迢遥，寒林萧瑟，野兽暮号，群鸦晚集，鹤唳霜惊，鸥眠月直，过耳伤神，仰天呔息。山气兮江光，春阳兮秋色。嫖姚空旧筑之坛，郎将有先陪之戟，蛟龙非遇雨之期，鲲鹏无御风之力，韩王孙之城下，知已谁人；宋如意之堂前，伤心何极。下江但见夫绿林，圯桥未逢夫黄石。此孤臣所以辍食而拊心，枕戈而于邑者也。

在烽烟四起、国家危亡之际，夏完淳用《大哀赋》斥统治者的腐朽，惓念故国的沦亡，他描写了“竿木群兴，风云毕会，兴六月之师，振九天之锐”的战争经历，抒发了“既有志于免胄，岂无心于丧元”的抗清抱负，表达了“乾坤重照，日月双悬”的复国志向，慷慨悲歌，凄楚激昂，具有崇高的思想境界。这篇《大哀赋》承担起了告天子、告天下的辞赋的社会功用，体现了赋体文学本质的复古与回归。这篇《大哀赋》也深挚地体现了士子、臣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显示了其博大的济世情怀和深挚的爱国热忱，且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可以说，夏完淳是明末最值得称道的辞赋大家。

斗争失败后，夏完淳被捕并被押至南京，洪承畴亲自讯问并劝降，说：“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完淳昂首挺立坚决不跪，假装并不知审讯大员就是洪承畴，他高声答道：“我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

夏完淳被捕入狱后作《南冠草》，其中的作品都是慨世、伤时、怀友和悼念死者之作，慷慨悲凉，传诵千古。续写其父遗作《续幸存录》，详细分析弘光政权覆灭的原因，识见超卓。例如，“南都之政，幅员愈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大；财赋愈贫，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乌乎不亡？”

夏完淳作品，在艺术表现上也颇有特色。例如：用典用事，比较工切；多用比兴，带有浪漫气息；富于想象，时见瑰丽色彩；善于以景为情，融情入景；善于选择特征性的事物和动作来概括情境，表现人物。

夏完淳的诗，并非以年少而见称，也并非因殉国而作传。他岁年少，其作却充分吸收古典作品的精华，加之在实际斗争中的磨炼，形成了他诗歌慷慨悲壮、清新开朗的独特风格，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能引起人强烈共鸣。

别云间

三年羁旅客，今日又南冠。

无限河山泪，谁言天地宽？

已知泉路近，欲别故乡难。

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细林夜哭歌

细林山上夜乌啼，细林山下秋草齐。有客扁舟不系缆，乘风直下松江西。

却忆当年细林客，孟公四海文章伯。昔日曾来访白云，落叶满山寻不得。

始知孟公湖海人，荒台古月水粼粼。相逢对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气亲。

去岁平陵鼓声死，与公同渡吴江水。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

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黄鹄欲举六翮折，茫茫四海将安归！

天地跼蹐日月促，气如长虹葬鱼腹。肠断当年国士恩，剪纸招魂为公哭。

烈皇乘云御六龙，攀髯控驭先文忠。君臣地下会相见，泪洒阊阖生悲风。

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家世堪怜赵氏孤，到今竟作田横客。

呜呼！抚膺一声江云开，身在罗网且莫哀。公乎，公乎！为我筑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当来！

第十三节 文学社团历经辉煌悲壮

随着松江经济文化发达，知识阶层的崛起，明代文人群体兴盛、文人社团纷起，此时文人们相互酬唱、切磋词曲诗文的机会大大增多，几社在这种情势下应运而生。

几社，诞生于松江，最初办社的目的，是为了钻研八股，揣摩举业，扩大名声。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

“先君与弈仲谋曰；我人老困公车，不得一二时时髦新采，共为熏陶，恐举业无动人处，递款请文会，情谊感乎，亲若兄弟。”

从中可以看出，几社建立的初衷在于“举业无动人处”。希望能通过文社聚集一批志同道合、亲如兄弟的朋友，共同勉励共同熏陶，走向科举仕途。于是，云间一些在地方上有较高声望的望族，互通声气，形成宗派力量。在杜麟趾和夏允彝的发起下，集合另外几人，号称“几社六子”。杜登春在《社事始末》中说：

“时先王父延燕又先生于馆席授我诸叔古学，颇才颖，凡得五人。同事笔砚甚相得也。卧于先生甫弱冠，闻是举也，奋然来归，诸君于以少年诗之，乃其才学则已精通经史，落笔惊人，遂成六子之数。”

几社保持了相对的文学社团的独立性。一方面，几社取友甚严，若非师友子弟是不准入社的，这一点和复社的打开门户，广收门人大为不同。李延罡在《南吴旧话录》中说：

“几社非师生不同社，或指此朋党之渐，苟出而仕宦必覆人家国，陈卧于闻而怒。夏考功曰：“吾辈以师生有水乳之合，将来立身必能各见渊源，然其人所言譬如挟一良方，虽极苦口，何得不虚怀乐受？”卧子曰：“兄言是。”乃邀为上客。”

几社的文学观点近于复古，受前后七子影响较深，崇尚《文选》，曾仿《文选》体。因而社名取义为：“几者，绝学有再兴之几，而得知几其神之义也。”

他们的文学主张颇受前后七子的影响，反对“公安”、“竟陵”。

但必须指出的是，他们是站在现实政治的基点上尊古复古的，他们的作品对污浊的时政，民生的疾苦有所充分的呈现。在明亡后的作品中，他们更多地表达了对故国的怀念。清兵入关南下，该社陈子龙、夏允彝等积极参加抗清斗争，保持民族气节。陈子龙、夏完淳等诗风也渐由复古而趋向现实，慷慨激切，充满爱国精神。入清后，几社分为若干小社，至康熙初年终被禁而止。这里以几社的核心成员陈子龙的生平、创作为代表进行介绍。

陈子龙（1608年-1647年），初名陈介，字人中，改字卧子，南直隶松江华亭，明朝末年大臣、著名学者、民族英雄，工部侍郎陈所闻之子。崇祯十年，中进士，论功擢兵科给事中，诏命刚刚颁布却遭遇大明灭亡，后又任南明弘光朝廷兵科给事中。在清兵攻陷南京之时，聚集太湖民众武装组织联络，开展抗清活动，事败后被捕。永历元年(公元1647年)五月十三，投水殉国。

念奴娇·春雪咏兰

问天何意，到春深，千里龙山飞雪?解佩凌波人不见，漫说蕊珠宫阙。楚殿烟微，湘潭月冷，料得都攀折。嫣然幽谷，只愁又听啼鴂。

当日九畹光风，数茎清露，纤手分花叶。曾在多情怀袖里，一缕同心千结。玉腕香销，云鬟雾掩，空赠金跳脱。洛滨江上，寻芳再望佳节。

深深的爱国情愫以及内心报国无门的痛苦促使陈子龙写下了这首词。全词或兰自喻，或喻抗清志士，或指忠臣义士，或指君王主上，这些都与楚辞美人香草之孤忠隐约之言一脉相承，意深情远，含蓄深情，情思哀婉。

在这样一个朝代更迭的时刻，陈子龙以其卓越的才情文章与铮铮的民族气节成为当时文人风骨的代表，成为了文坛盟主，成为了时代风云中顶天立地的人物。《明史》本传称其“生有异才，工举子业，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

作为明末清初三大诗人之一，他和钱谦益、吴伟业齐名，其诗学思想追慕六朝、盛唐，倡导明七子复古主张，但其诗歌创作尤其是中后期诗歌创作旨在继承盛唐诗歌创作反映现实的精神，特别强调文学创作的现实社会意义。因此，在他的诗歌中呈现出的是对时事的感慨，民生的体恤。他的文字中展现的是雄深豪迈，沉郁顿挫，是苍劲之色与节义之格。他的文辞华美、音韵铿锵，浸透着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怀与高尚的爱国节操，是结束明代复古派诗歌创作的最后一个大诗人，是被公认为“明诗殿军”。

朱东润先生在《陈子龙及其时代》一书中对陈子龙的生命历程有着极为中肯的评价：“陈子龙的一生，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青年到三十岁，他是名士，他关心的主要是诗文，他的作品，和当时的一般名士比较，没有多大的不同，摹古的气息甚至比同时人更突出。从三十岁到现在，由于他接触到黄道周，他认清了对于国家的责任和国步的艰难，他不再是一般的名士了，他是志士，确实以国事为己任。待到这一年（南明弘光元年，公元1645年）出任兵科给事中以后，他是战士，他看到国家的艰难，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国家，最后终于在三万六千顷的太湖边上，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陈子龙的诗歌作品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的作品大多是模拟之作，如《拟古诗十九首》、《艳歌行》、《饮马长城窟行》、《子夜歌》、《行路难》等，极力推崇前后七子。而到了后期，身处于社会动荡之中，面对着农民起义，面对着满清入侵，面对着明王朝政治腐败，生灵涂炭，他的诗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大量忧国忧民的作品。像《小车行》：

小车班班黄尘晚，夫为推，妇为挽。出门茫茫何所之？青青者榆疗我饥，愿得乐土共哺糜，风吹黄蒿，望见垣堵，中有主人当饲汝。叩门无人室无釜，踯蹰空巷泪如雨。

相似的还有《卖儿行》、《韩原泣》等。在《湘真阁稿》等集中，极多兴会淋漓、尽情倾吐的作品，形成了高迈雄浑、悲壮激昂的特有风格。他的诗，无论当时或后世，都受到极高的评价。吴伟业认为他的诗足以“睥睨一世”。王士祯也认为他的七言律诗“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香祖笔记》）。

渡易水

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

易水潺湲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

面对山河内忧外患，交并而至，陈子龙由家乡松江华亭赴京途中过易水的时候，有感于八百多年前荆轲的慷慨悲歌，激情难已，提笔写下了这首七绝诗。将怀古咏史紧密结合时事与胸中报国热忱，是此诗最大的特色。

诗人由易水想到古代的英雄荆轲，想到他慷慨赴死的壮举，油然激起自己奋发向上的豪情斗志。诗歌的前两句写出了豪迈之士为国尽忠的壮怀激烈的意志。言志二句：“并刀昨夜匣中鸣，燕赵悲歌最不平”，托物言志，报国的急切愿望由并刀夜鸣来展现。

后两句与前两句进行对照，物是人非，山河破碎。抒情二句：“易水潺潺云草碧，可怜无处送荆卿。”借景抒情，对时事世事的感慨由所见易水景象引出。诗人借易水兴感，抨击那些统治者醉生梦死，意志消沉，一味宴安享乐，早就置国家安危于不顾。一个“可怜”，看似是为荆轲而叹惋，实则更是在抒发知音难觅的痛苦、报国无门的愤懑。

是啊，在荆轲的时代里，面对强敌时满心的怒火，尚可以“指冠”，尚可以“嗔目”；而此时此景中的陈子龙却只能用“可怜”哀叹的何止是作者自己，更是对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叹息——国家危机四伏，却无英雄挺身救国，触动胸中浓郁的懊丧与失望，从而产生报国无门、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愤慨。

陈子龙的出现，不仅终结了明朝诗歌艺术近三百年的衰微状态，更是开创清初诗歌抒写真性情、反映现实的新风。清代康熙年间著名诗人、词人朱彝尊在编选《明诗综》，高度评价陈子龙在恢复诗歌大雅传统的功绩：

“王李教衰，公安之派浸广，竟陵之焰顿兴，一时好异者，诪张为幻。关中文太清倡坚伪离奇之言，致删改《三百篇》之章句；山阴王季重寄谑浪笑傲之体，不免绿衣苍鹘之仪容。如帝释既远，修罗药叉，交起搏战，日轮就暝，鵩子鹗母，四野群飞。卧子张以太阴之弓，射以枉矢，腰鼓百面，破尽苍蝇蟋蟀之声，其功不可没也。”

对于陈子龙在诗歌方面的成就，钱瞻百也有类似评价：

“大樽（陈子龙）当诗学榛芜之余，力辟正始，一时宗尚，遂使群才蔚起，与弘、正比隆，摧廓振兴之功，斯为极矣。”

康熙年间诗坛领袖王士禛（与朱彝尊并称“南朱北王”）更是对陈子龙的诗歌倍加推崇，并在《香祖笔记》中评价其诗：“沉雄瑰丽，近代作者未见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时瑜亮，独有梅村（吴伟业）耳。”

对于陈子龙诗歌成就，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曾做过中肯评价：“陈卧子大才健笔，足殿明诗而无愧，又丁百六阳九之会，天意昌诗，宜若可以悲壮苍凉，上继简斋、遗山之学杜”，以“天意昌诗”评价陈子龙为代表的烈士诗人与遗民诗人之出现，足见其意义之高。

在《谈艺录》中，钱钟书先生还对陈子龙一些诗歌名联进行汇总：

“陈卧子结有明三百年唐诗之局，其名联如‘禹陵风雨思王会，越国山川出霸才’（《钱塘东望》）‘左结旧宅犹兰圃，中散荒园尚竹林’（《重游弇园》）‘九天星宿开秦塞，万国梯航走冀方’（《送张玉笥》）及《香祖笔记》卷二所称之‘四塞山河归汉关，二陵风雨送秦师’，‘石显上宾居柳市，窦婴别业在蓝田。’皆比类人地，为撑拄开阖。”

不仅诗歌做的好，陈子龙是词也是相当的出色。元、明词衰微近四百年后，陈子龙的出现使得词艺衰败的趋势得到根本的扭转，为词艺的中兴开辟了道路。他论词崇尚南唐李璟、李煜以及花间词名家、北宋秦观、周邦彦等人，风流婉丽，蕴藉极深，享“明词第一”之美誉。

陈子龙以身殉国之后，他的词作更是深刻影响词坛，清末著名词学家谢章铤在《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中描述了当时的盛况：“昔大樽（陈子龙）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吴伟业）以逮王阮亭（王士禛）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

有趣的是，陈子龙身为烈士与英雄，诗歌中兼有英雄气与才子气，但其词却是风流婉丽、意蕴极深的婉约词，与豪放词毫无关联。他的创作尤其注重意境的构建。表现出了情韵生动、浑融自然、含蓄婉约等特征和风貌。这些风貌大大提升并增强了其词的内涵及价值，使得其词在明代词坛上熠熠生辉。

后代评家对此均深为惊叹，例如康熙年间顾璟芳《兰皋明词汇选》中称：“大樽先生文高两汉，诗轶三唐，苍劲之节，与志气相符。遒其词风流婉约，堪付与、十八歌喉。传称河南亮节，作字不胜绮罗；广平铁心，《梅赋》偏工柔艳，吾于先生益信。”

著名诗人、词人王士禛与邹祗谟编选的《倚声初集》评价陈子龙词：“大樽诸词神韵天然，风味不尽，如瑶台仙子独立却扇时。湘真一刻晚年所作寄意更缅邈凄恻。”这个评价对后代的影响很大。直到清末，著名词人、词学大师谭献在《复堂词话》仍然给出高度评价：“有明以来，词家断推湘真（陈子龙）第一。”并说：“重光(李煜)后身，唯卧子（陈子龙）足以当之。词自南宋之季，几成绝响。元之张仲举（张翥）稍存比兴。明则卧子直接唐人，为天才。”

后世以“湘真”代称词人身份的陈子龙，因此他的词作也被统称为“湘真词”，袁行霈教授在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到：“揭开清词帷幕的陈子龙于词推尊五代北宋，以‘婉畅浓逸’为宗，沧桑变后，其《湘真词》抒写抗清复明之志和黍离亡国的哀思，突破闺房儿女的纤柔靡曼，‘上接风骚，得倚声之正’。”

点绛唇 春日风雨有感

满眼韶华，东风惯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

梦里相思，故国王孙路。春无主！杜鹃啼处，泪洒胭脂雨。

山花子 杨柳凄迷晓雾中

杨柳凄迷晓雾中，杏花零落五更钟。寂寂景阳宫外月，照残红。

蝶化彩衣金缕尽，虫衔画粉玉楼空。惟有无情双燕子，舞东风。

陈子龙的赋和骈文成就也很高，《明史》本传称其“兼治诗赋古文，取法魏晋，骈体尤精妙。”

如：《别赋》：“至若祖道浙江，歌骊易水，击筑渐哀，举杯数起。人虎狼兮不复还，感乌马兮谁能理。信事君兮无二心，愤国仇兮渐壮士。独临风以唏嘘，咸攀辕而莫止。”借用历史典故抒发自己的忠君报国之情，写得慷慨悲壮，并非纯拟江淹之作。

再如《感逝》《拟恨》《湘娥》等赋皆凄怆悲凉，忧时伤乱，有所寄托。而赋体文《汉诅匈奴大宛》明显是针对清兵的入侵而作，假托汉之诅咒匈奴而咒骂侵略者。陈子龙的这些文章虽然宗效魏晋，却都融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写出了爱国志士的满腔忠愤，是明末时世激荡的产物。

第十四节  改朝入清文学绵延华章

经历了明中期文学的快速发展，明末清初的创作进入了繁荣的阶段，不仅数量多，而且取材广。这是明代后期文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与此同时，诗文创作也在缓慢地发生着变化。与此同时，小说、戏曲创作百花齐放，这既有社会原因，同时也是文学本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陈继儒（1558年-1639年），明末文学家、书画家，华亭人。字仲醇，号眉公、麇公。自小天资聪颖，四岁已开始识字，据《陈眉公先生全集·年谱卷》记载：“府君五岁，大父膝上授书，辄成诵。”陈继儒的老师也非常喜欢他，曾夸奖他“此汗血马驹也，当非凡品。”九岁时，陈继儒师从周云汀。云汀有足疾，但颇好吟咏诗文，闲暇时还爱弄花吟竹，颇富生活情趣。陈继儒与老师一起煮茗品诗，“问难窃意”，并给自己一个封号，曰“半石山人”。

在师从周云汀的两年中，陈继儒的学识有了不少的长进，通晓《诗经》、《尚书》，并且周云汀对陈继儒的启蒙教育以及思想行为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十一岁时，陈继儒跟随陈绍儒“读书于五里塘之丙舍”，并且自学五经、子、史和《战国策》等书。到了十六岁时，陈绍儒便教不了他了，对陈继儒父亲说：“大弟今日非我所能御也。其天姿英敏，才情横发，吾且当拜下风，敢冒师耶？”此后，陈继儒师从城北的何三畏，便更加孜孜不倦地学习。由于陈继儒才华出众，华亭的县令杨公及当朝首辅徐阶先后接见了这个初出茅庐的才子，从此陈继儒在整个华亭声名渐起。

嘉靖、万历年代，是官僚集团之间斗争最为激烈，最为尖锐最复杂时期。而接连三次科举未中，使得年少成名的陈继儒十分压抑痛苦，甚至深感愤怒，也因此更加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险恶。也许是为了避免在这样的斗争中无谓的牺牲，陈继儒毅然“谢去青襟”，取儒衣冠焚弃之，归隐松江小昆山，后又迁居东佘山上。陈继儒在《陈空青先生墓志铭》中提到：

“曷不仕？曰：仕者如梓匠焉，规矩准绳，靡不习焉。主人勿呼，则退而束

手，与妻孥老于蔀屋之下，有如思雄技能而身舍一榱一题，日刓而月削之。”在隐居的这几十年中，陈继儒整理书籍、品评书画、吟诗作赋、交朋结友，过着一种自得其乐的生活。钱谦益评价陈继儒“为人重然诺，饶智略，精心深衷，妙得老子《阴符》之学”。

他的诗文多有反映自己隐逸生活的内容，如四言诗《夏日即事》：

吾乘小舟，避暑避客。高柳之下，密芦之侧。卷帘焚香，施簟布席。间拂壶筋，或游翰墨。酒罢科头，山前月白。

陈继儒一生著述颇丰。他擅长诗文，又精于丹青书法。“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甚至穷乡小邑，鬻柜妆、市盐豉者，胥被以眉公之名，无得免焉。······天子亦闻其名，屡奉诏征用。”（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提及：在三、四十岁的黄金阶段，陈继儒一方面靠坐馆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也以整理及编写书籍谋取笔润之资。

万历二十二年，他以过来人的身份为以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写了《临场十策》。第二年，他写出了《香案犊》，同年他自己所编辑的《宝颜堂秘籍》也已付刊。《宝颜堂秘籍》收书229种，多掌故、琐言、艺术、谱录之类，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小说、杂记等，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

万历二十九年，《逸民史》刻于新都吴氏。

万历三十一年，于娄江刻《品外录》。

万历四十二年，对书法颇有研究的陈继儒临摹了东坡帖二十八卷，并命名为《晚香堂苏帖》。

崇祯元年，陈继儒受聘编写《松江府志》，这部书后来成了查明当时整个华亭风土人情及历史掌故的重要文献资料。

崇祯六年，他与人合纂的《古今韵史》十二卷刊行。他的作品以独有审美情趣及清逸雅洁的文字而受到众人的欢迎，流传甚广，以至于“穷儒老宿、隐约饥寒者，使之寻章摘句，族分部居，刺取其琐言僻事，荟蕞成书，流传远迩。款启寡闻者，争购为枕中之秘”。

陈继儒是晚明出现的“山人诗派”的典型代表。他从二十九岁始隐逸山林，一直活到八十二岁。一生创作的诗歌有数百首之多，各种体裁都有涉及，其中以描写其隐逸山林之后的诗作居多。他们的生活方式灵活自由，不愿折节依附权贵。他们又是文人，酷爱诗书，同时还有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诗文的创作，这种不同常人的生活方式及文化品格引起了众人关注。

园居

其一

一自谢尘鞅，春风殊好颜。

焚香观夜气，隐几梦青山。

曙鸟已暄树，门生为启关。

日高桑荫下，耕者正闲闲。

其二

花木满城阙，先生一室宽。

春衣风力弱，香草雪痕干。

中山多唐突，投竿获喜欢。

何如行役者，仆仆望长安。

泛舟

池上新开白杏花，半藏燕子半藏鸦。

舡头载酒频呼友，夜抱蕉桐入酒家。

除了诗歌创作的精妙，陈继儒的小品文也精巧俊逸，富于趣味性；生动传神，富于形象性；意蕴博赡，富于知识性，也集中体现了晚明隐逸之士的价值观和审美情趣，如《题小昆山赋诗卷后》：

小昆山上，癸巳春初。雪浪老僧演法华，声如狮吼；云间居士听真义，群若雁行。甫撤讲坛，旋搜名刹，偶向水村江郭，放不系之舟，还从沙岸草桥，吹无孔之笛。笔床茶灶，具体而微。桂桨蒲帆，顺流而下。远公莲社虽禁酒，未敢攒眉；稽叔竹林且赓歌，因之放胆。时后端阳一日，人皆艺苑千秋。······请从此共坐团栾，看风把舵，又何妨踉跄归去。带月敲门，各赋律诗，共拈天字如右。

值得一提的是，陈继儒作为晚明云间派代表人物，还是“松江画派”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画作内容，大多与松、竹、梅有关，并常常藉以自比。其擅墨梅、山水，画梅多册页小幅，自然随意，意态萧疏。传世作品有《梅花》、《梅竹双清图》等(现藏故宫博物院)，《梅花图》8页(藏于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施绍莘（1581年-约1640年），明末清初词人、散曲家，字子野，号峰泖浪仙，华亭人。

和陈继儒有些相似。他少年俊才，胸怀大志，但也屡试不第。在这样的打击下，施绍莘放浪声色，擅长音律，一生所作以散曲及词著名，有《花影集》传世。并与同乡沈龙善，并称“施沈”。他建园林，置丝竹，每当春秋佳日，便喜欢与名士隐流遨游于九峰、三泖、西湖、太湖间。他兴趣广泛，除经术、古今文外，还旁通星纬舆地、二氏九流之书。

正因如此，施绍莘的创作题材多样、独特新颖。他尤其善于捕捉生活中各种人情物态，并且用文字精准地表达，例如“茅茨草舍之酸寒，崇台广囿之弘侈，高山流水之雄奇，松龛石室之幽致，曲房金屋之妖妍，玉缸珠履之豪肆，银筝宝瑟之萦魂，机锦砧衣之怆思，荒台古路之伤心，南浦西楼之感喟，怜花寻梦之幽情，寄泪缄丝之逸事，分鞋破镜之悲离，赠枕联钗之好会，佳时令节之杯觞，感旧怀恩之涕泪”（《秋水庵花影集》自序），都成为描摹的内容。在作者的笔下，它们往往情状毕具，新意生发，别具一番意味。以套数《杨花》中的一曲为例：

天涯日暮，江头春尾，汉苑隋堤休矣。模糊如梦，一痕惊破游丝。偏向酒旗风底，画舫栏边，唐突无规矩。一从飘泊也不来归，但林外声声哭子规。留不住，推不去，有人独立斜阳里，怀古泪，送春杯。

这首曲重在写意描摹，春天里四处飞扬的杨花，引发出作者“模糊如梦”的体验，再归结到凄迷忧郁的怀古送春的忧伤之感，独具新意，回味隽永。

吴梅先生曾经称明代散曲“要以施绍莘为一代之殿”。《浣溪沙·愁卧寒冰六尺藤》、《虞美人·一帘花影惊风碎》是其词作代表。

浣溪沙 愁卧寒冰六尺藤

愁卧寒冰六尺藤，懒添温水一枝瓶。乱鸡啼雨要天明。

等得梦来仍梦别，甫能惊觉又残灯。西江别路绕围屏。

全词的中心是写“愁”，故而开篇明义，以一个“愁”字领起，以下无不紧扣中心使之得以突现。词中虽未明点出节令，但从前两句“愁卧寒冰六尺藤，懒添温水一枝瓶”，可推断大约是深秋或早冬，已被离愁折磨得百无聊赖的抒情主人公本想借昏昏沉沉的睡得以解脱和排遣，然而六尺藤床又冷如寒冰；原可给汤婆中换换热水以取暖，却又懒得去添。就这样，在辗转反侧、彻夜难眠的痛苦中好不容易熬到鸡啼天晓，可迎来的却又是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真正是“秋风秋雨愁煞人”，苦不堪言了。抒写离愁别恨可算是古代诗文的一个永恒的题材，而且这别情又往往与“悲秋”联系在一起，此词也莫能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既未落墨于别时之情的抒发，也不着力于别后之景的刻画，而是将笔墨倾注于肌肤之感受，借突出冷感来渲染愁绪，表现出别有情趣。

下片换头处以“等得梦来仍梦别，甫能惊觉又残灯”紧承上片，集中写梦。这“梦”，既可理解为因通宵未眠，天亮后昏然睡去所做之梦；也可以理解成为在漫漫长夜中不止一次的短暂的梦境。抒情主人公因思而等梦，希望在虚幻的梦境中摆脱愁思，但等来的梦，却仍是别离之梦、愁苦之梦。常言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别离之悲、思念之苦是魂牵梦绕的。梦醒之后又是碧荧荧短檠灯，冷清清旧围屏，更显出孤独无依的境况。在西江别离时的情形总是一幕幕展现在眼前，斩之不断，挥之难去。第三句“西江别路绕围屏”，化用宋晏几道《临江仙》中“酒醒长恨锦屏空，相寻梦里路，飞雨落花中”。虽写梦中，却着意于梦醒之后的凄清悲凉。这恰与五代词人韦庄的《女冠子》中“昨夜夜半，枕上分明梦见”，“觉来知是梦，不胜悲”相似。

从整篇词作看，语言浅近直白，却又浅近中有蕴藉，直白中有含蓄。艺术手法上以冷衬愁，以冷染思。其实这也正是作者一贯的追求。他自称“冷人”(沈士麟《花影集序》)以表示弃绝功名。其词作也多以“残灯”、“孤灯”、“空床”、“风”、“雨”等意象营造清冷的氛围。如：

虞美人 一帘花影惊风碎

一帘花影惊风碎，恼得醒还醉。卷帘归燕早黄昏，况是湿云如梦雨如尘。当初的是恩情甚，信也须难信。此情若是果然真，不枉别来终日锁眉痕。

顾乃大说：“吾友施子野氏，娴雅绝伦，风流自赏，夙称博物，兼有情痴。”（《花影集序》）施绍莘另作有《西佘山记居》一文，极赞“水肤而山骨”之美，表达自己“苦城居，颇乐闲旷”之心性。因为十分仰慕宋代张先作词有“张三影”雅号，以“花影”名其词集。

《秋水庵花影集》是现今可知的施绍莘唯一一部作品集，全集共五卷。前四卷主要是散曲，第五卷是词。《文渊阁存目提要》云：“是集前三卷为乐府，后二卷为诗余，多作于崇祯中，大抵皆红愁绿惨之词。”施绍莘的作品深受人们的喜爱，在当时，甚至还出现了剽窃其作品的现象。《＜秋水庵花影集＞杂记·伪窃》：“小词虽极芜陋，然自写一得，亦颇自珍惜，奈每每为人掩窃。曾于一歌姬扇头，见《梦江南》十首，宛然予作，而己识他人姓字矣。如此者甚多，鹤声飞上天，岂容假人耶？不敢不辨。”陈继儒在《＜秋水庵花影集＞叙》中曾评价施绍莘的作品说：“今《花影集》一出，上至王公名士，下至马卒牛童，以及鸡林象胥之属，皆咄咄吁骇，想望子野何如人。购善本，换新声，掷饼金斛珠，当不吝惜，岂特为《三梦》、《四声猿》之畏友而已乎？”

第十五节 影怜诗文才女命短情长

柳如是（1618年-1664年），明末清初女诗人。本名杨爱，字如是，又称河东君， 在华亭生活多年。因读宋朝辛弃疾《贺新郎》中：“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因此自号如是。

柳如是是明清易代之际的著名歌妓才女，自小聪慧好学。但因家贫，很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改名为柳隐。与马湘兰、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顾横波、寇白门、陈圆圆同称“秦淮八艳”。后嫁给有“学贯天人”、“当代文章伯”之称的明朝大才子钱谦益，做了侧室。

就文学和艺术才华而言，柳如是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著名学者陈寅恪读过她的诗词后，“亦有瞠目结舌”之感，对柳如是的“清词丽句”十分敬佩。清人认为她的尺牍“艳过六朝，情深班蔡”。不仅如此，柳如是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在书画方面也很有建树，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必须指出的是，柳如是还是一个有着深厚的家国情怀和政治抱负的女子。徐天啸曾评价“其志操之高洁，其举动之慷慨，其言辞之委婉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

明崇祯五年壬申，柳如是流落松江，改旧名，自号“影怜”，表浊世自怜意。尽管身世坎坷，但她没有自怨自艾，更没有自暴自弃，而是给自己贴了一个标签——相府下堂妾，以此来表明自己不同于一般的庸脂俗粉。

“扁舟一叶，放浪山湖间，与高才名辈相游处”，潇洒的她经常穿着男子的衣服，像名士一样跟这些高才名辈交流。有时文人雅集要跟题附议，柳如是援笔立就，写出来的作品可能连前辈文人都自叹不如，所以当时四方名士都以跟柳如是赋诗唱和作为一时的风流佳话。

更重要的是，生活在明朝风雨飘摇的时期，柳如是交游对象中不乏具有民族气节的名士才子，她的作品里不仅有女性的阴柔之美，更是“格调高绝，词翰倾一时”。

但时代的烙印终究无法逃离。封建时代的女子要想主宰自己的命运，唯有手握择婿的自主权。拜倒在她裙下的富家子弟、官家子弟不在少数，其中也不乏一掷千金或情深义重者，然而结局总是惨淡。幸运地是，柳如是得到云间派的才子诗人陈子龙的仗义援手，二人情投意合，这段日子，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创作上，都是柳如是都是极为幸福的。

他们寄居在松江的南园，过着神仙眷侣一般的生活。柳如是把陈子龙看成她爱情对象的完美化身，模仿曹植的《洛神赋》写了一篇《男洛神赋》。

伊苍傃之莫记，惟隽朗之忽忘。

惊淑美之轻堕，怅肃川之混茫。

因四顾之速援，始嫚嫚之近旁。

何熿耀之绝殊，更妙鄢之去俗。

匪榆曳之嬛柔，具灵矫之烂眇。

水气酷而上芳，严威沆以窈窕。

尚结风之栖冶，刻丹楹之纤笑。

纵鸿削而难加，纷琬琰其无睹。

凫雁感而上腾，潾灦回而争就。

方的砾而齐弛，遵襳瞹以私纵。

尔乃色愉神授，和体饰芬。

启奋迅之逸姿，信婉嘉之特立。

群妩媚而悉举，无幽丽而勿臻。

椩乎缈兮，斯因不得而夷者也。

至其浑摅自然之涂，恋怀俯仰之内。

景容与以不息，质寄焕以相依。

庶纷郁之可登，建艳蔤之非易。

愧翠羽之炫宣，乏琅玕而迭委。

即瀖妙之相进，亦速流之诡词。

欲乘时以极泓，聿鼓琴面意垂。

播江皋之灵润，何瑰异之可欺。

协玄响于湘娥，匹匏瓜于织女。

斯盘桓以丧忧，雕疏而取志。

微扬蛾之为愆，案长眉之瞴色。

非彷佛者之所尽，岂漠通者之可测。

  自鲜缭绕之才，足以穷此烂漾之熊矣。

                               （《男洛神赋》节选）

爱情可以让他们忘怀世事，但世事却很难忘怀他们。陈子龙投身于复明抗清的活动中，最终以身殉国。在与陈子龙分开的几年后，柳如是写下了《金明池·咏寒柳》，并改自己的杨姓为柳姓，寓意自己的身世像柳絮一样漂泊凌乱，像深秋当中的寒柳一样“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然而秋去冬来却并非万物凋零，在词的最后几句，我们看到“梅魂”这一暗含着期待的意象。而这段交往更是影响和塑造了柳如是的才华与民族气节。

金明池 咏寒柳

有怅寒潮，无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霜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况晚来，烟浪斜阳，见行客，特地瘦腰如舞。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燕台佳句。

春日酿成秋日雨。念畴昔风流，暗伤如许。纵饶有，绕堤画舸，冷落尽，水云犹故。忆从前，一点东风，几隔着重帘，眉儿愁苦。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与伊深怜低语。

这首词是柳如是在离开陈子龙以后感怀身世之作，抒发了“美人迟暮”之感，手法上更为圆融成熟。词作看似处处写柳却实则处处伤己，柳与己的叠合，达到水乳交融的“不隔”之境。

最让人称道的是，作品中透出的自尊、独立、平等的人格要求，一下子让作品的格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作品中既有女子细腻的笔触来展开自己的情感经历，表达对离人的思念与无法与爱人厮守的怅惘。又在文字的背后，通过她不幸的人生遭际，体味到困境中对于爱情的坚贞与执着，和对命运的不屈从的反抗意识。

崇祯十一年，二十岁的柳如是结识了原朝廷礼部侍郎、28岁即得探花的钱谦益。

崇祯十三年，柳如是以男妆相、“柳儒士”之名与钱谦益再相遇，钱谦益在其居住之半野堂之处以“如是我闻”之名修筑一“我闻室”来呼应柳如是之名。

崇祯十四年，柳如是嫁给了此时早已年过半百的钱谦益。两人徜徉于湖光山色，诗酒作伴，甚是幸福。柳如是后生有一女。

清军入关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南京迅速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五月，清军逼近南京，南明小朝廷根本无力抵抗，最终选择投降。柳如是力劝时任礼部尚书的钱谦益投水殉国，但钱谦益说水太冷了。于是，柳如是自己毅然投水自尽，后被家人救了上来。

令人敬佩的是，南明朝廷投降以后，从最后一个皇子到满朝的文武百官，包括他们的夫人都被押解去了北京，唯有柳如是拒绝跟岁钱谦益去北京，断然留在了南京。

在柳如是的影响下，钱谦益虽然投降了清朝，但在清朝任官仅五个月就以身体不适为由辞官回到南京。之后，钱谦益和柳如是一起倾尽全部家财资助南方地下的复明抗清运动，经常用笙歌宴舞的文人雅集的形式作为掩护，暗地里帮助这些起义军。

顺治四年，也就是柳如是30岁时，钱谦益被人告发参与复明抗清。柳如是抱病在身，仍四处奔走，并愿意代夫受死。钱谦益获释后非常感动，“徒行赴难有贤妻”，他以苏轼的第二任妻子王闰之来比拟柳如是，足见其在钱谦益心中的分量之重。

康熙三年，83岁的钱谦益病逝。钱氏族人逼着柳如是将钱谦益的全部家产交出，然而因为支持复明抗清运动，他们的家产已经所剩无几，晚年时的钱谦益已经到了经常要靠卖文为生的地步。但受到钱氏族人这样的逼迫，柳如是会作出怎样的选择？

这个28岁打算以身殉国、30岁打算以身殉夫的柳如是，在她47岁这一年，丈夫去世，面对钱氏族人逼迫，最终选择以三尺白绫结束了生命。甚是可悲、可叹！

陈寅恪曾把柳如是誉为“女侠名姝”、“文宗国士”，认为她虽然是“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其事迹却令人“感泣不能自已”。甚至在他学术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双目失明、生存条件恶劣的情况下还完成了一部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陈寅恪以“独立之精神”评柳如是：“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而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第十六节 转型时代文体丰富斑斓

清代，往往被视为现代性发生和社会转型的时代。清代的历史因而被分割为分属古代史和近代史的两段。置身于封建社会的末期，世人带着对国运世事充满失望和无奈的感伤心态，接触西方近代文明而产生的新奇感受和进退失据的复杂心情，无不反映在文学中，使文学再现社会生活的广度和表现内心情感的深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境地。

同时，清末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和城市生活的繁荣，使得通俗文学的如雨后春笋。戏曲、小说以及鼓词俗曲等说唱文学包括报业文化，不仅成为市民阶层文化消费的主要形式，甚至也深入到士大夫及其眷属的日常生活中，同时将市民阶层的价值观、审美趣味和文学素材带进士大夫的写作，对士大夫文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士大夫文学传统的分裂和变形。

经历了从元末明初到明末清初的文学鼎盛后，松江文学沉寂了一段时间。直到清末，在这样一个裂变的时代中，以一代儒宗钱大昕为代表的传统文学文化人物再次登场。而在商业冲击带来的通俗文学方面，陈景韩、陆士谔等人也成绩斐然，成为松江文学史册上一颗颗明星。

钱大昕（1728年-1804年），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汉族，华亭府人，清代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乾嘉学派代表人物。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特赐举人，乾隆十九年中进士，官至詹事府少詹事，乾隆四十年居丧回乡，潜心著述课徒，曾在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两千人。

钱大昕是18世纪中国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也是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生前就已是饮誉海内的著名学者，在经学、史学、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方面都颇有建树，与纪晓岚合称“南钱北纪”，著有《十驾斋养新录》《廿二史考异》《潜研堂文集》等作品28部。

作为乾嘉史学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学术成就和治学精神对后世学者影响巨大，被公推为“一代儒宗”。王国维称赞他为清代三百年学术的三位“开创者”之一（另两位为顾炎武、戴震）。王昶、段玉裁、王引之、凌廷堪、阮元、江藩等著名学者都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后世公推钱大昕为“一代儒宗”。

钱大昕的散文理论具有五大特征，即提倡明体致用，文以贯道；提倡“不枝之文”，反对绮丽工巧；崇尚考据，反对不读书；强调创新，反对剿袭；主张文与行兼修。其诗论主张诗有四长尤在情，倡导儒家诗教，注重诗歌声韵。

弈喻

予观弈于友人所，一客数败，嗤其失算，辄欲易置之，以为不逮己也。顷之，客请与予对局，予颇易之。甫下数子，客已得先手。局将半，予思益苦，而客之智尚有余。竟局数之，客胜予十三子，予赧甚，不能出一言。后有招予观弈者，终日默坐而已。

今之学者，读古人书，多訾古人之失；与今人居，亦乐称人失。人固不能无失，然试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吾果无一失乎？吾能知人之失而不能见吾之失，吾能指人之小失而不能见吾之大失。吾求吾失且不暇，何暇论人哉！

弈之优劣有定也，一着之失，人皆见之，虽护前者不能讳也。理之所在，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能定是非之真？然则人之失者未必非得也，吾之无失者未必非大失也，而彼此相嗤无有已时，曾观弈者之不若已！

这篇短文是说，有一次自己在朋友家看人下棋，一名客人老是输棋，钱大昕于是讥笑他，认为他棋艺不如自己。客人便请求和钱大昕对弈，结果钱大昕处处被动，最终输掉。此后，再有人邀请他观棋时，他总是默默而坐。后来，钱大昕在文中总结：人不可能没有过失，心平气和换位思考一下，自己真的没有一点失误吗？这个故事看似浅显，短小，却揭示了一个至理：人观他人之失易，观自己之失难，应当“易地以处平心而度之”才能客观公正地评价客观事物的哲理。这故事背后，映照出了这位学术宗师敢于自省、谦谨为人的形象。

除了散文，他的诗歌作品也能充分展现其文学创作的成就与魅力。从对钱大昕学问诗、时政诗、咏史诗、生活诗等四方面的诗歌题材来看，人们可以感受到其诗歌创作内容质实，议论独到，抒情真挚。可以说，钱大昕的文学创作本身就是对其文学思想的实践，充分展现了一代汉学大师的卓越风采。

宜兴道中

连村姜庶足安居，罨画溪光画不如。

两岸绿阴微雨后，半帘花韵试茶初。

遥山叠髻晴铺絮，隔浦鸣榔夜打鱼。

阳羡买田曾有约，沈吟此地十年余。

和唐陶山明府修复唐伯虎墓

渊明神游桃花源，六如身住桃花坞。不是人间第一流，难与桃花论宾主。对花须把酒，对酒宜赋诗。诗画游戏耳，工拙我不知。大儿汉曼倩，小儿唐青莲。尸解非所好，怕作懵憧仙。前身桃花见花喜，故应埋骨桃花里。三春红雨落纷纷，唯有此桃花不死。前中丞，后明府，封值区区三尺土。异代堪联侨札交，当时耻与绛灌伍。明府来自桃花源，华胄遥遥本同祖。出处虽殊兴趣同，唱和埙篪吾与汝。歌新诗，酹清醑，仙不能言花应语。

钱大昕是一位“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无弗精”的学者，在各个领域都有建树。

在治经理念和方法上，他推崇治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对于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也不排斥。“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钱大昕治经，目的是得儒学本真，也就是说希望剔除后儒附会在经书上的谬说，以得圣人微言大义的至理，因此，在评论汉代学术时，不带所谓今古文的门户之见。这与他的治经目的是一致的。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钱大昕特别重视修身修己，以具备精纯的人格。他常常教诲自己的族人、学生要“止谤莫如自修，盖三复斯言”，“谤之有因者，非自修弗能止”，强调只有加强自身德性的修养才能止息谤言。

他重视人的良知良能。他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五伦也。唯人皆有孝弟之心，故其性无不善。尧、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欲其自别于禽兽也。《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此之谓良知良能，此知谓性善。”在这样良知良能思想的指引下，钱大昕成为了操守廉洁的父母官，成为了实事求是的学者，成为了至情至孝的儿子，成为了善良专情的丈夫，也成为了负责任挑重担的父亲。

他重视儒家的忠恕思想。钱大昕对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忠恕”二字理解非常深刻，曰 “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帝王之忠恕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圣贤之忠恕也。离恕而言仁，则为煦煦之仁：舍忠而言信，则为硁硁之信。故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可见，在钱大昕心目中，无论是帝王还是圣贤，“忠恕”都表现为仁慈、宽厚和不苛刻，即尽心为人、推己及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而从个体而言，终身都应拥有忠恕之心，即“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其恕乎！”

他重义轻利，重名讲廉耻。他批评今之士重利轻义：“临财苟得，临难苟免，好利而不好名。”；“知礼则不妄动，知义则不妄交，知廉则不妄取，知耻则不妄为。”

梁启超曰：“儒家的特色，不专在知识，最要在力行，在实践。重知不如重行。”“儒家精神不重知识－问题多属于知识方面的。儒家精神重在力行，最忌讳说空话。”而钱大昕不仅在学术上有深厚的造诣，还对至高道德的不尽地追求，他身体力行，主张文与行兼修，他有着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儒者品格，在治学、家庭、思想的等方面都在影响着我们。

陆士谔（1878年－1944年），清末松江府人。名守先，字云翔，号士谔，又号云间龙、沁梅子等。清末民初著名通俗小说家、医生。

光绪二十六年前后开始创作小说，是晚清最多产的小说家，同时也是沪上十大名医之一。一生著作山积，有通俗小说百余部及医学专著七八十种。其创作小说《新上海》是晚清十大社会谴责小说之一。《云间珠溪陆氏谱牒》称其：“精于医，负文名”。

但陆士谔最被人称奇之处在于，他被人称作是“时空穿越者”，这是为何？

这就要从1910年说起。这一年，32岁的陆士谔写了一本名为《新中国》的小说，这篇小说又名《立宪四十年后之中国》，小说是以第一人称进行创作的，是一部以梦为载体的充满想象的作品。这部两万多字的小说里涵盖了对晚清时期上海的十里洋场丑恶现象揭露。最让人称奇的是，整篇小说模仿了黄粱一梦的方式，所有的所见所闻都承载在主人公“陆云翔”所见所闻的情况：

宣统二年(公元1910)正月初一，主人公陆云翔百无聊赖，在喝了好友李友琴赠送的20年陈的花雕后，穿越到宣统四十三年(1951)的上海，而一个文明发达、面貌一新的上海令他感到陌生和惊诧。

他在好友李友琴的“导游”下游览了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上海。这时上海租界的治外法权、行政权已收回，领事裁判权已经废掉，租界已经交还我国，洋货已被国货淘汰了，京沪开通了火车，外人侨寓我国不得不遵守我国法律，我国的各式兵舰坚固灵便都非他国所能及，中国的海军实力称“全球第一”。

这时，跑马场竖起了座拥有“十二万个座位”的“新上海舞台”，全市都设有了售票点，走在覆有透光琉璃瓦的“雨街”上不用打伞，大马路下有了地铁，黄浦江上架起了铁桥，黄浦江底挖掘有隧道，“裁判所”里中国人正在控告那违法的外国人，“南洋公学”变成了综合性大学，我国高校都有了外国留学生前来求学，汉语成为“现在全世界文字势力最大”的语言文字，“吾国的工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小康”，女人们开始走出家门做“总账房”，嫖娼赌博都已被禁绝，我国生产出了“式样极其灵巧，用油也极其节省”的汽车，人们出门可以租坐“出租车”，十多里间店铺从没间断过。

“国民游憩所”里阅报室、丝竹室、棋话室、弹子房、藏书楼、古董房、书画房，应有尽有，新发明的烟火在空中可以燃出图画，洗澡改用成一种“从化学里头分化出来的很能够去污涤垢并能杀一切微生虫”的“汽”，中国发明了“西洋各国从不曾有过”的飞艇，人们可以随时乘座“空行自行车”，穿着“水行鞋”就能安然地在淀山湖上行走，捕鱼人借用“测水镜”和“听鱼机”来捕鱼，水面上行走的都是那电机船，用X光透照可以在不伤蚌苗而采得珍珠……社会安定国人文明，于是不得不开始裁减侦探。“走遍全国，寻不出一个穷人”，“愁富”的人只好盘算着把钱运到外国去做一番事业，弭兵会议会所以及解决国际争端的“万国裁判衙门”就设在我中华。

书中的最后陆云翔被门槛绊倒跌了一跤，自此一梦醒来。他说道：“休说是梦，到那时真有这景象也未可知。”

可惜的是，这本小说在当时出版后，人们的反响很差。大约是认为他梦中构思的世界太离谱了。就连鲁迅先生也在阅读了之后，对他的作品是一番痛斥，曾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他的作品“皆不称”（没有一点值得称赞的地方）。

依着这本书封面所印的“理想小说”四个字，我们与其把陆士谔当成“预言家”，还不如把他看作“幻想家”，因为幻想更多地寄托着幻想者的“渴望”和“希冀”。陆士谔是苦难现实中的挣扎者，他强烈地渴望改变现实，却又在坚硬的现实面前看不到改变的希望，于是只有通过幻想来自我安慰。

除此以外，陆士谔还是一位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创作者。他以清初社会现实为背景的武侠小说有20余部，其中《血滴子》尤为走红，以致世人多以为雍正之传位和丧命，都是出自血滴子成员之力。在言情小说方面，他还写过《新孽海花》、《孽海花续编》，因《孽海花》原书作者曾朴读后提出抗议，陆即接受意见将书毁掉。

此外，他还给包括古典四大名著在内的各种小说写作续书，其中最著名者是《新水浒》，书中描写梁山好汉开银行，办铁路，发展工业等，探讨了经济与技术发展和人性的冲突。

陆士谔虽以医为业，却未尝弃文，一生创作的百余部小说。199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十大古典社会谴责小说”，陆士谔的《新上海》与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同列其中。

陆士谔之撰作通俗小说创作，完全是一种“情非得意，志欲有为”的有明确目的的自觉行为，他之所以成为晚清创作数量最多的小说作家，决非偶然。在陆士谔的作品中，《新中国》作为其政治改革理想的全面展示，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陈景韩（1878年-1965年）又名陈冷，笔名冷、冷血等，松江人，出生于一个塾师家庭，清末秀才，是清末民初著名的报人、时评家、小说家和翻译家。

陈景韩少年时期，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并打下了坚实的文学根基，光绪二十六年，陈景韩进武昌武备学校。后因参加革命会党，被清政府侦知，由两湖总督张之洞饬松江知府捉拿。后赴日本暂避追捕并在那里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

陈景韩是清末民初报业和文坛上的激进派，在清末民初上海报坛连续服务近30年，他在任上海《时报》主笔和《申报》总主笔期间的漫长新闻生涯中积累了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针对报刊业务改革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并努力进行报刊事务方面的改革。

他是改造国民性、启蒙民众的开路先锋。他是“时评”文体的开创者，善于运用这一“独创文体”猛烈抨击丑恶势力和国民性痼疾，极力斥责当局钳制言论自由行径运用新闻评论，充分发挥了评论“轻骑兵”的作用。可以说，陈景韩的新闻思想对近现代乃至当代新闻业产生深远影响。

1907至1908年初，时报馆连连遭受政府当局纵火，蓄意毁坏报馆，压制报界言论自由。陈景韩针锋相对，发表社论《再火》以示控告：“天其助政府以压抑舆论欤，不然，何火我报馆之不已也？”时报馆同人并没有为这般卑鄙恶行所吓倒，他们强烈控诉清政府覆辙秦始皇焚书之法，用专制手段钳制舆论：“我中国之压抑舆论，自古唯火是赖矣！秦始皇者，专制之元首也，其愚黔首曰焚书。今者政府之心，虽欲效始皇，而力有所不逮，欲举天下之言论而尽灭之，其势有未能，乃仅发此倾倒之命令，以阻民气”，陈景韩等报馆同人表明了与之顽抗到底的坚强决心，“本馆同人不为火屈，自当收合余烬，再整旗鼓，以求最后之胜利”。

陈景韩在报刊实践中并非只片面追求言论自由，更提出辨证认识言论自由的必要性，他认为：“世间原无绝对自由之事，惟同一不自由，毋宁屈于威力，而不可自行贩卖。屈于威力，外虽束缚，而心尚自如。若自行贩卖，则并一己之意思而亦丧失之矣，斯实可谓世间最不自由之人。”陈景韩在清末民初背景下呼吁报界同人理性认知报刊言论自由思想，对报界完整理解和追求言论自由不无裨益。

受时代和梁启超小说救国论的影响，陈景韩在编辑报刊的余暇，开始从事小说写作。他主张小说“有味”、“有益”兼顾，体察社会现实，关注社会问题，为开通社会风气服务。其小说类型多样，其中 “侠客小说”的创作尤为出色，而陈景韩被视为“近代武侠小说的先祖”。

陈景韩的小说具有新闻报刊性特点。他绝大多数的作品都发表在小说期刊和报纸上，再加上他本身就是报人的身份，新闻报刊的特点就渗透到小说内容和形式，使他的小说经常与新闻相混，有的甚至具有新闻时评的体式和特征。

有人在评价陈景韩时说其人是“外显魏晋风度，内则侠义心肠”。而他也在1928年写过一篇时评《人生问题》，其中揭示了自己的人生观：“我尝譬之人生于世也，无异出游而携行李。所携之行李多，则受累，而需人相助；所携之行李少，则不特一己者可自提携，而无须人助，且可出其余力以助他人。夫所谓人生之行李者，何也？嗜欲、奢侈、荣华、尊严、姬妾之众、子女之多、使役趋奉之徒之广，以及一切虚荣之心、好名之念，凡非已力所及、勉强以行之者，皆受累之物也。”正是本着这种通脱、懂得“舍得”的人生态度，陈景韩才能在各种政治诱惑面前咬定青山不放松，保持独立求真的报人本色。

对于功名利禄之事，陈景韩淡然处之，他为事为人追求是否有益于其事其人，而不在乎别人知与不知。他曾在时评《功》中表露自己的功名观：“真心为国为民者不必人知而为之，为之之后仍不必令人知之。”或许正是这样一种不介怀于他人评价、只顾闷头苦干的人生观，导致了其性格“冷漠”的假象。也恰是因为不介意世俗荣辱的“冷漠”造就了他豁达的心胸，随性自适的逸然风度。

第十七节 清末民初佳作千秋流芳

随着清王朝走向末路，松江文学也落入了沉寂。随着迈向民国的发展脚步，松江出现了郭友松（1820年—1887年）、韩邦庆（1856年—1895年）等本土作家。较为诙谐的郭松龄据说曾用松江本地方言创作过章回小说《玄空经》，在诙谐有趣的爱情故事里，笑料迭出，令人忍俊不禁。做过《申报》编辑的韩邦庆，利用独特语言天赋，写成了我国第一部吴方言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绘图海上青楼奇缘》，亦称《绘图青楼宝鉴》），直击社会黑暗，得到了鲁迅先生个高度评价。清末松江作家为民国松江文学的繁荣做好了充分的蓄势，直接参与并影响了民国时期的松江文学。

进入民国以后，松江文学走向重新繁荣。究其历史原因，显然与松江本身文学发展的历史底蕴有关，同时也与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学观念的输入相关。随着上海商埠的开发和急遽发展，与之毗邻的松江也因此深受其发展的影响。上海城市的扩展，上海经济的发展，以及大量人才的涌入，都为松江文学的重新兴盛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较有影响力的如韩邦庆、姚鹓雏、朱鸳雏、浦江清、赵家璧、朱雯、施蛰存、罗洪等人，相继走上在松江文坛。他们的影响力，不仅存于松江本地，同时也辐射全国。

横跨清末民初的陈景韩（1878年—1965年），笔名冷、华生等，早年办报、办刊物，后任《时报》总编，是我国侦探小说之父。他本人积极从事侦探小说的创作，同时更是积极翻译国外的侦探小说。他创作的《歇洛克来游上海第一案》、《咖啡案》等在当时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对于中国侦探小说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姚鹓雏（1892年-1954年),名锡钧，字雄伯，鹓雏为别号，南社主要成员。1929年写作长篇小说《江左十年目睹记》，连续刊载于《时报》。小说对于写北洋军阀在江南的黑暗统治，官僚纸醉金迷的腐朽生活做了生动的描绘，作者的政治立场不言而明。该小说与吴妍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朴《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的影响齐观，对后来的讽刺小说也有深刻影响。其文白纵横的表达方式，也是深受当时人们喜爱的重要原因。新中国成立后，姚鹓雏当选为松江县第一任县长。

朱鸳雏（1894年—1921年），名玺，字尔王，南社社员，年20余早亡。颇具文才，人称其诗歌清绵茂美，其小记幽俏峭拔。大东书局辑刊《紫罗兰庵小丛书》所选第七种《红蚕茧集》，为朱鸳雏所著。平生还有《峰屏泖镜录》、《上海闲话》等著述。朱鸳雏常尊姚鹓雏为师，且文名相随，故二人被合称“二雏”。

在松江现当代文学史上，为人称道还有一对伉俪，即朱雯、罗洪夫妇。

朱雯（1911年-1994年), 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原名原名朱皇闻，笔名王坟、蒙夫。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先后任江苏省立松江中学、广西省立桂林高级中学，上海法学院、上海财经学院、复旦大学教授，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名誉所长。朱雯著作颇丰,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动乱一年》，译著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西线无战事》、《彼得大帝》、《凯旋门》、《生死存亡的时代》等多部。亦有散文集《百花洲畔》、《烽鼓集》，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等。

罗洪（1910年-2017年),原名姚自珍，1910年出生于松江，1929年毕业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酷爱罗曼•罗兰的小说和画家洪野的画作遂改名为姚罗洪，笔名亦为罗洪。罗洪一生著作颇丰，1930年开始发表作品。1935年，罗洪出版了她的第一部现实主义短篇小说集《腐鼠集》。1937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春王正月》后，笔耕不辍，相继发表多部短篇小说集。建国后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更出版了《活路》、《鬼影》等长篇小说，并创作出多部小说特写集、报告文学集，2006年出版《罗洪文集》三卷。罗洪先后还担任担任《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的编辑工作。在她100岁高龄的时候，还创作出纪实小说《磨砺》，女作家罗洪于2017年2月27日辞世，享年108岁，她也是中国文坛最年长的女作家。

施蛰存（1905年—2003年），原名施德普，字蛰存，原籍浙江杭州。笔名青萍、李万鹤、安华等，中国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生于浙江杭州，长于上海松江。居住松江30年，后迁居上海，自谓“松江人”。施蛰存博古通今，文学创作（包括小说、旧体诗、新诗）、古代文学研究、古籍整理、碑帖研究以及外国文学翻译等多个领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1993年被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授予"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同年被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授予“亚洲华文作家文艺基金会敬慰奖”。 

施蛰存是中国现代文学“新感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受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响较为突出。他的小说注重心理分析，刻意描绘人物主观的意识流动，探究心理变化，体验心理感觉。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梅雨之夕》几乎没有情节，而是讲述一个男子下班回家途中的一场邂逅。已婚的青年男性在梅雨之夕，与一位曼妙的少女萍水偶然相遇，激起心中涟漪。施蛰存通过自己接受的西方心理分析学理论，运用精神分析手段对人物的心理层层剖析，用精妙的文字表达将读者带进小说主人公丰富微妙曲折的心理世界。

施蛰存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还在于，通过他的努力和倡导，利用三十年代最大的文学刊物之一《现代》，造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重要文学流派的现代派，深刻影响并形成了中国文坛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足鼎立。

施蛰存平生著述颇丰，有短篇小说有《上元灯》、《李师师》、《梅雨之夕》等多篇，还有散文集《灯下集》、《待旦录》等，以及大量译作及学术著作。集有《施蛰存文集》。

戴望舒，（1905年— 1950年)，名承，字朝安，小名海山，浙江省杭州市人。笔名梦鸥、梦鸥生、信芳、江思等。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翻译家等。先后发表小说《债》、《卖艺童子》和《母爱》。与施蛰存等人成立"兰社"。于1926年于施蛰存、杜衡等创办《璎珞》，1928年，于施蛰存、杜衡、冯雪峰等创办《文学工场》，同年发表了自己的诗歌代表作《雨巷》：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她是有
丁香一样的颜色，
丁香一样的芬芳，
丁香一样的忧愁，
在雨中哀怨，
哀怨又彷徨；
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
撑着油纸伞
像我一样，
像我一样地
默默彳亍着
冷漠、凄清，又惆怅。
她默默地走近，
走近，又投出
太息一般的眼光

她飘过
像梦一般地，
像梦一般地凄婉迷茫。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个女郎；
她默默地远了，远了，
到了颓圮的篱墙，
走尽这雨巷。
在雨的哀曲里，
消了她的颜色，
散了她的芬芳，
消散了，甚至她的
太息般的眼光
丁香般的惆怅。
撑着油纸伞，独自
彷徨在悠长、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飘过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至此，中国文学史上多了一条永远幽深、永远细雨迷蒙的雨巷，一个渐离渐远，但却永不消失的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松江文艺界联合会的成立，作家协会也随之诞生。虽经变迁更名，依然起到了组织作家、文学爱好者、推动文学创作的作用。2012年至今，松江文联连续几年组织松江作家编写《云间笔会》，极大推动了松江的文学创作。

松江文学，源远流长，千百年来生生不息。

松江地域本土作家、寓居松江作家及到过松江的作家共同构成了松江文学创作的主体，他们把对松江的热爱、赞美，对于社会、人生的感受、理解，融入自己的作品，让广大读者能够在中国文学缤纷浓郁的空气中，嗅到一缕别致独到的江南气息。松江文学，成就斐然，在于它作为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汇聚成了中华文化的旺盛强大的生命力量。松江文学，韵味独特，在于它在中国文学发展成长过程中，彰显出特有的审美情调，成为一种独特的风格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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