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

胡　绳

　　毛泽东从来十分重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存在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十分重视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在1949年所写的几乎人人都知道的话：“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在十分尊重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同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十月革命的模式强加在中国革命头上、要求一切照办的倾向，坚决反对苏联领导人(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头上挥舞的指挥棒。
　　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的道路，从而取得胜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现在也已经走上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如果不拒绝和抵制那时的苏联领导人的指挥棒(在1943年以前还有共产国际的指挥棒，或者说是苏联领导人经过共产国际的指挥棒)，如果把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模式看成是不可逾越的、唯一应当遵循的模式，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是不可能找到的。
　　正因为毛泽东既尊重苏联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又不迷信苏联的主张和经验，并且和这种迷信进行坚决的斗争，所以他成为创造性地找到中国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且领导这个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导人。他又是首先倡议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己的道路的伟大领导人。
　　1942年毛泽东在党内发起整风运动，其目的主要在于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反对教条主义。针对30年代前期在党内居于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倾向，毛泽东指出，绝不可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字句当成教条，而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提出整风当然只是对中国党内来说的。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却不能不具有较广的涵义。30年代中国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是把从莫斯科传来的任何意见，不管它是如何违反中国的实际，一律看作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除此之外不可以考虑别的。他们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语句当作教条，也是从他们在莫斯科的老师传授来的。
　　发起整风运动前的1938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说：“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②
　　中国的革命当然与别的国家也有共同性。在共同性方面，苏联和共产国际曾给予中国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帮助。这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刚成立时和在它的幼年时期。那时中国共产党人十分缺乏经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知之甚少。例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附属国一样，当时的革命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样的认识，幼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苏联和共产国际学来的。这样的认识虽然十分重要，但是仅靠这种一般性的理论，而不真正懂得中国的具体实际，是不足以指导中国革命的。1927年中国革命遭到惨重的失败，其原因固然在于当时革命和反革命的社会力量对比形势，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独立判断的能力，也同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在遥遥的远方，只凭抽象的观念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有关。他们派驻中国的代表，虽然自居于中国革命指导者的地位，但由于不了解中国社会的情况，越到复杂的关键时刻，越是只能瞎指挥。
　　在30年代前期，共产国际及其官员对中国革命瞎指挥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危害。这时，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比较有了独立的经验，以毛泽东为代表创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共产党这时没有能力抵抗从莫斯科来的指挥棒。在共产国际东方部的一个官员的指挥下，几个毫无经验的年轻的留苏学生(以王明即陈绍禹为首)取得了党内的领导地位。他们完全不顾中国的国情，按照他们的师傅的旨意，在中国党内推行一整套的“左“倾的路线。在军事上他们也抛弃了毛泽东等同志领导创造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而把红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经验的外国军官。结果是在1927年的惨败后几年间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苦奋斗所创立起来的可观的基础(包括红军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几乎全部覆灭。如果不是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纠正了“左”倾路线，更换了党的领导，扭转了局势，那么长征的胜利是不可能的，中国革命显然将处于极端危险的局面。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革命问题的划时代的标志。
　　在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中国革命又一次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扰乱。在共产国际领导机构中任要职的王明被派回国，他带来了一套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拉向右转的思想和措施。由于王明有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后台，所以党很不容易地才克服了他的这种错误倾向的影响。抗日战争的全部过程证明：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和可能的，但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定地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和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这样才能保持统一战线，直至抗战胜利。如果放弃斗争，一味乞求团结，统一战线必败。王明企图在中国党内推行右倾路线虽然失败了，但是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所执行的全套策略，始终不能理解并表示怀疑。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西方各国相对而言的特殊性)，中国革命必然出现许多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的新奇的事情。最显著的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到经济上很落后的农村中，发动农民组织革命武装。从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以对中国的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为依据，毛泽东得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思想，找到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观点、新思想。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是不可能提出并坚持这样的新观点、新思想的。一般地说，提出新观点、新思想总要冲破一些旧的传统观念，所以要有理论勇气。而我们这里所说的把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点教条化，以至成为束缚人们的头脑，限制人们的实践的框框的人就是当时举世公认为对解释马克思主义最有权威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敢于并能够冲破这种束缚是很难做到的。
　　由此可见，为什么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总是把毛泽东在40 年代初发起的整风运动看成是可疑的异端。虽然毛泽东在整风中说的只是中国党内的问题，并不涉及其他。但是第一，整风运动中主要受批评的是王明这个苏联和共产国际视为宠儿的人；第二，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有一些死守马列书本，依据俄国经验的现成的公式。例如，既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就要以城市为中心，解决中国问题似乎也只需并只能依照这个公式。而毛泽东发动的整风，实际上就是向这种公式挑战，否认这种公式。
　　毛泽东在1941年5月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是说明整风运动的基本思想的第一篇文献。这篇报告尖锐地批评了党内有些“言必称希腊”的人，说他们“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③。这里所说的“希腊”，实际上恐怕就是指苏联。固然在这篇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斯大林主持编撰的《联共(布)党史》，这种评价是否适当是可以考虑的，但是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④可见他并不把苏联的经验当成普遍适用的经验。他所重视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邓小平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⑤如果中国革命不是走这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道路，而是按外国的权威判定的天经地义来进行，抗日战争就不可能持久进行，1949年的胜利也完全不能想象。
　　1943年6月，共产国际解散。在解散前的几年中，它对中国党的干涉越来越少。周恩来说：“我们中国党这时已经成熟，和共产国际的来往不多了。”⑥
　　在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做法至少是有怀疑的。他们不大能理解农村游击战争的意义，不大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也如同他们不大能理解在统一战线中又斗争又团结的策略一样。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联领导人不相信中国革命能够取得彻底胜利，而且认为中国革命不宜取得彻底胜利，这和他们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有关，也与他们一贯地不能理解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条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有关。毛泽东在指出对斯大林应作“三七开”的评价(“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时说：“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斯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年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⑦周恩来曾说，斯大林虽然有时对中国党有不恰当的怀疑，但一经实践证明不对，看法也可以改变，“例如他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怀疑我们对于帝国主义不斗争，一到抗美援朝，他的看法就改变了”⑧。这都是说，直到中国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时，斯大林还对中国共产党抱着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显然集中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