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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侯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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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侯宝林 -------------------------------------------------------------------------------- 2001年12月24日 16:40 三个星期了,终于忙活完相声大师马三立的告别演出的报道。在演出结束的那一刻,心里只轻松了一下,走出剧场以后,想到了已接受几个月的一项任务——写一写另一位已故去的被称为语言大师的相声泰斗侯宝林先生。当时,要写他的起因是今年夏天,侯先生的女儿把父亲的一些资料捐给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相关的采访工作也完成了许久,多少次想下笔却不知从何写起。马老的告别舞台让记者有了一种冲动和责任,作为一个相声迷,有感于相声目前的窘境,目睹了马三立告别舞台后相声界没有了大师的无奈,觉得再写侯宝林就有些迫不及待和意义非凡了。由于侯宝林先生的女儿侯珍女士身体有恙不便打扰,记者从其亲朋好友处扫来一些材料,从中让我看到了一个给人们带来无限欢笑的相声大师的另一面,知道了他所以能把相声从撂地的“玩意儿”带入大雅之堂的原因了。 ■父亲给了相声新生 ■从没带我逛过街 ■我爸不会给我瞎马骑 侯耀文(侯宝林之子,著名相声演员)谈起父亲的种种往事,他说得客观又真实,同时,又有深深的忧患意识:他担心当今的相声事业。采访中,他的徒弟们不断来电话,因为要参加相声大赛,侯耀文在连夜给他们改本子,还主动要求给徒弟们排一下。在称呼上,他爱用我爸,很少用父亲这一文词。 事实上,我爸真是彻底的改革派。在解放初期,相声由于表演方式和内容上有许多糟粕的东西,明显的与时代不符了。后来成立了相声改革小组,我爸和其他一些人对相声中的不健康、落后和低俗的东西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使它有了新的面貌,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追求和别人不同了。其实,我爸只念过三年私塾,可就是这样他最后成了一个事业的领头人,凭什么?用前辈们的话讲就是“侯宝林太聪明了”。实际上,我觉得是追求不一样了,一个事有很多人干,谁能成功取决于其思维方法。 我爸那时有心地结识老舍、吴小玲、周殿福等大家,他号召作家来写相声,老舍先生就亲自拿笔写。在这个过程中,我爸不但得到了新作品,更学到了学者们的风范,这恐怕是其他艺人没有做到的,由此他形成了自己的完整的体系,这实际上是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一种前人没有的方式。我这么多年来跟我爸学到的东西最宝贵的不是说和唱,而是在接触中学到的思维方式。 我爸的相声改革并不一帆风顺。当时,有人说那就是玩意儿,对我爸的行为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改完了该没人听了,有的还说他欺师灭祖。可我爸坚持认为,相声不改就完了。我爸告诉我,相声改革小组第一次写出新相声举行演出时,是在长安大戏院演出。当天,我爸心里不踏实,下午4点天还下着雨,我爸戴着草帽到戏院远远地看卖票的情况,后来一问,才卖了三成,他当时那不安的心情难以言表。没想到演出时,观众还真满了,演出十分成功,许多人看后极为称道,都说,相声居然新了。这件事奠定了他以后进行改革的自信心。后人评价父亲的功绩时是说他给了相声新生。正因如此,他创作的相声在思想、语言上都挺超前的,既保留了相声的讽刺功能,又演出了许多符合在解放初期嘲笑敌人,歌颂新中国和劳动人民的新作品。从这一点上讲,他是功不可没,是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曾有人问我:“侯宝林为什么能从捡煤核儿的成为相声泰斗?”从儿子的角度来讲,我说几个现象你们就知道了,从小到大,我爸从没带我去过一次商店、从没带我看过一次电影、从没领着我逛过一次公园儿,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相声上了。 我12岁就说相声,到现在已有41年了。我爸在世时就从没夸过我,而且起先他还不太同意。我从小就喜欢相声,这与家庭环境有关,我并不是为说给父亲看的,就是喜欢。我爸原希望我先读大学之后再说相声,但在当时这似乎不可能,我干专业的心情太迫切了。父亲开始也曾反对,后来,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单位请他来看我的演出,看完后他不加赞扬地认可了,我是从他的感觉上看出来的。当时中国广播说唱团要我,我爸说父子同在一个单位难受,于是我才去了铁路文工团。 我们在家里从来没有探讨和交流,有的只是“训斥”。我爸对别人不满还容人解释一下,对自己儿子根本没有这一过程,言语里总是“必须这样”,你一问为什么,我爸就一句带过:“我走的弯路你别再走了。”这实在是非常难受的一种教育。但我习惯了,也会接受然后去思索,父亲总不会给儿子瞎马骑吧。在我们家里没有成名不成名之说,是侯宝林的儿子就应该成名,但前人的本事太大了,人们比的时候不按你的年龄去横着比,而是以你的出身去竖着比,这有点“合情不合理”。我感觉自己永远生活在无形的影子里,好在这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虽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但我爸到去世时感到比较欣慰的就是我虽干了这行儿,总算没落在别人后头。 ■侯宝林精极了 ■他是真幽默 ■里根是二级演员,侯宝林是一级的 ■他是个死用功的人 方成(著名漫画家)是侯宝林生前的密友,在谈起老朋友时他一下子就进入了角色,讲起来滔滔不绝,眼里充满着笑意,仿佛那事就发生在昨天,他的谈话几乎是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串起来的。 我们是50年代后期认识的,后来就熟了。我们经常来往,他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精”,精极了。我们常骑车出去,他都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最好走。我们几个人爱打麻将,谁也打不过他。他的精表现在各个方面,有一次,我们俩出差住一屋,屋里有蚊子,我打了半天也没打着几个。侯宝林说,你的打法不对,看我的,他拿毛巾一按就按住了。可房顶上还有呢,他说,你瞧着,又拿一条潮的毛巾,往房顶上一扔,把蚊子打了下来,一下踩死了,你说他多精。 别看侯宝林在台上那么引人发笑,可在台下他说话挺严肃,而且最讨厌做怪样,耍贫嘴,很多学生都怕他。但他也爱开玩笑,他的玩笑与他的相声一样,是那种抽不冷子冒出来的。一次,我们和谢添等人一起吃饭,席间,有人说自己吃什么都长肉,胖,侯宝林突然来了一句:“这玩意儿倒好养活。”弄的大家全笑了。还有一次我去他们家,看他们家把米晒在地上,米里有那种黑虫子,我就说,米长虫子了,他来了句:“这是我们家养的。”还有一次我去他们家,他只穿着件背心,正在写字,我坐了一会儿,他进屋里拿了件外衣边穿边说,来客人了,我得穿上点儿,要不不礼貌。其实,我坐那儿都和他聊半天天儿了,这不是开玩笑吗?他的幽默就是这样不经意间让你愣一下。他是真懂幽默,我第二次结婚时,侯宝林送我什么礼物你都猜不到,送我一盒点心,是方酥,因为我姓方,我爱人姓苏。你看,他心多细,想得多周到,而且透着一股子幽默劲儿。 侯宝林的故事特多。比如有一次,他到美国访问,当地记者问他:里根是演员,但他当了总统,你也是演员,在贵国可以当总统吗?侯宝林的回答令人叫绝:里根我知道,我们不一样,他是二级演员,我是一级的。这个回答太机智了,可以看出他的反应有多快。 侯宝林没上过几年学,而且早期的相声演员大多不大识字,侯宝林自己也说他是“解放以后才扫的盲”。可他成了语言大师,很大程度上是靠他的用功,死用功,见什么都问,没事就找人聊天儿,其实这都是在搜集资料,他直到临死时还在问。他接触的人很多,比如老舍、谢添等。我们或许从事的行业都与幽默有关,所以成为知己。事实上,漫画与相声也差不多。侯宝林就说,漫画是平面的相声,相声是立体的漫画;漫画是无声的相声,相声是有声的漫画。 由于他的好问与好学,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对钱币、字画、瓷器、木器等都十分精通,你骗不了他,他的脑子永远在动。而且,他对有些知识的了解是让人想不到的。相声里有句行话管钱叫杵,我曾问过他这个字是什么意思,侯宝林则说这个字写错了,应该是楮,我问为什么,他说这是造纸的原料呀。 ■侯宝林是毛主席点的人大代表 ■没学历的高级知识分子 李燕(国画大师李苦禅之子,清华大学教授)他们一家与侯宝林交往甚密,他们父子与侯宝林初次见面为他画的画儿,侯宝林一直挂在自己床头,直至去世。 “文革”期间,有一次人代会把人大代表的名单送到毛主席那儿,他专找姓侯的那一栏,问怎么没有侯宝林,工作人员说赶忙纠正。那时,侯宝林在干校劳动。正在地里干活儿的他听军代表叫他“回去洗洗脚,换双鞋准备一下”时,侯宝林吓得够呛,心里直打鼓。他被送到火车站,问边上的人怎么回事,人也不告诉他。到了北京之后马上去革委会报到,发现人们对他已没有了险恶的眼神,还笑,这更把侯宝林吓着了。而且,人们对他的称呼也变了,叫他同志了。这时才有人告诉他有革命任务,让他回忆传统段子,侯宝林从此才“翻了身”。侯宝林留下来的录像几乎都是给毛主席在中南海说相声时,他老人家录下的。 回到北京后,侯宝林不但回归人民,还是人民代表,于是他换了一身还散发着卫生球味儿的新的蓝制服,头戴干部帽,胸前戴上一个很大的毛主席像章,在自己住的什刹海龙头井胡同从东走到西,从西走到东地遛起了弯儿。 侯宝林被称为相声大师、语言大师绝不是吹、捧、炒出来的,那真是实打实的。他做学问的态度严肃,十分敬业,忒认真。他说的《歪批三国》是其把相声从撂地的玩意儿推到雅俗共赏的标志。侯宝林说过,本子是人家的,到了自己手里怎么说呢,说得撒汤漏水招人笑,就得扒拉扒拉原意。他家的一本新装的《三国演义》让他扒拉得都卷了角儿了。为了《关公战秦琼》里关公到底是左手拿刀还是右手拿刀,他都反复地试、看、演,生怕错了或让人看着不舒服。 相声对语言功底要求高。侯宝林的段子不是耍贫嘴,而是处处透着精炼,这也是他的相声的一大特色,他使用的语言不是简单的从生活中搬用,而是以人们能接受为出发点。他相声里的语言我称为曲艺方言,他取了各种方言的平均值,他相声里的每个零件都经过精心培植。他通身都是幽默细胞和幽默神经,有些本不幽默的事让他一说也逗人乐了。他的相声十分凝练,加一个字就是废话,少一个字又塌架了。 不但他的相声这样,在生活中他说话也是这么精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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